墨者辩

转载自：棠溪墨庐毛泽东是不是墨家巨子？这是一个非常深刻且有趣的问题。历史上确实有不少学者探讨过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流派，尤其是墨家之间的关联。根据现有的研究和资料，笔者做一个尽可能严谨的分析和对比。需要明确的是，毛泽东本人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根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然而，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无疑为他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和思维资源。毛泽东，又叫毛子任，其中这个“子任”，是毛泽东受墨家影响的重要证据。墨家思想作为先秦时期代表平民阶层（“农与工肆之人”）的显学，其某些主张与毛泽东的某些实践和观点很明显的存在表面上的相似性，这使得笔者有一个大胆的猜想。但这种猜想和类比需要非常谨慎，要注意其本质上的不同。下面我们从几个核心维度来对比一下墨家思想与毛泽东的实践，并分析其中的“神似”与“神离”。👁️核心思想与实践对比维度墨家思想（以墨子为代表）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相似性与差异性分析阶级立场代表小手工业者、平民阶层利益，反对贵族特权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主张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表面相似：均关注底层民众。本质不同：墨家是古代平民学派；毛泽东思想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核心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群众路线”、“人民战争”、“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反修防修”形式相似：都强调节约、尚贤、反对不义战争。内涵不同：政治目标、哲学基础和实现手段有根本差异。实践方式推行学说、制止战争（如止楚攻宋）、组织墨家团体（有严格纪律）领导工农武装革命、群众运动（如土地革命、大生产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某些精神气质相似：都强调实践、力行和牺牲精神（“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vs“为人民服务”）哲学基础强调“天志”、“明鬼”，有经验论倾向，但也带有某些宗教色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本不同：墨家基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宗教意识；毛泽东思想基于现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想社会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大同社会，消除战争与贫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终极关怀有某种相似性：都追求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蓝图和路径不同：一个是复古式的乌托邦，一个是基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的相通之处强烈的平民色彩与劳动观念：墨子本人是劳动者，墨家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强调“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毛泽东则一生保持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赞扬“卑贱者最聪明”，号召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并在延安时期通过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践行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他称赞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墨子亲身参与生产劳动而孔子不事耕稼。实践力行与艰苦奋斗精神：墨家以“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著称。毛泽东更是毕生推崇和实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反对空谈，注重调查研究。他倡导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与墨家的“节用”在形式上有共鸣之处。这种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战争观与防御思想：墨家以“非攻”著称，但极其擅长“救守”（防御战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人民战争”和“积极防御”战略是其辉煌组成部分。两者都体现了弱者对抗强权的智慧和勇气。有学者比较过两者的军事防御思想，发现其在强调防御的积极性、群众性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尚贤”与“群众路线”：墨家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选拔贤能不应看出身。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主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虽然在本质上不同于墨家的“尚贤”，但都体现了对普通民众力量和智慧的重视。🚧本质的区别哲学基础的根本不同：这是最核心的差异。墨家的思想虽然含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因素（毛泽东曾称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但其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天志”、“明鬼”这样的宗教式权威之上，期望通过上天和鬼神的意志来约束统治者、奖善罚恶（实际上，笔者认为这是墨家的敬天爱人的宇宙观）。而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彻底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对历史发展动力、阶级斗争、社会形态更替的分析是建立在理性、科学和对社会矛盾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历史观与实现路径的不同：墨家期望通过说服统治者（“上说下教”）和道德示范来实现“兼爱”“非攻”的理想，其改良色彩较浓，缺乏改造社会的根本性方案。毛泽东则坚信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革命与改良的根本区别。对“爱”与“利益”的理解不同：墨家的“兼爱”是“交相利”，带有较强的互惠色彩，兼爱的范围重点关注人与人之间，相对微观。毛泽东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虽然也包含利益考量（如土地革命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其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和共产主义道德，追求的是阶级和民族的解放，其境界和范畴更为宏大和深刻。组织形态与权威结构的不同：墨家是一个纪律严明、带有宗教色彩的学术团体（“钜子”制），其内部关系更像师徒和信徒（不完全是，也都是凭能力与德行选拔，决策过程也有一定的民主集中成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则是具有严密组织纪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其组织形态、决策过程和权力基础是现代政治政党的模式，与古代行会式的墨家完全不同。🔍为何会有“毛泽东是墨家巨子”的感觉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这种印象可能源于：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吸收：毛泽东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古为今用”。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他自然而然地会运用中国人民熟悉的语言和典故来阐释革命道理，这其中就可能激活了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墨家元素。精神气质的某种共鸣：两者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实践意志、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以及对抗权威的勇毅精神。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共鸣，容易让人产生“穿越时空的相似”错觉。近代墨学复兴的影响：清末民初，为了寻找救国之路，知识分子曾掀起一股“墨学复兴”热潮（如梁启超、孙中山、谭嗣同、易白沙等都推崇墨家），试图从墨家思想中挖掘出与近代平等、博爱、科学精神相契合的资源。这股思潮也明显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早期革命者看待传统文化的视角。✅结论所以，这种论断有一定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捕捉到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与墨家思想之间存在某些表面或精神气质上的较高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关注平民、崇尚实践、节俭力行等方面。然而，如果严谨地从哲学基础、历史观、社会改造方法等本质层面来看，不能简单地将毛泽东等同于墨家钜子。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统帅和灵魂，并批判性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其中可能包括了墨家的某些精神元素）而形成的独立的、科学的现代革命理论。可以说，墨家思想或许是滋养毛泽东的传统文化主要土壤之一，但马克思主义才是塑造其思想体系的核心骨架和灵魂。这种关系更像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找到了“民族形式”（其中可能包含墨家元素）来表达，而不是反过来。

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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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者辩

原创： 范畅公众号：一起想哲学（一万三千字，读完比较累，能读懂就读吧。分享是为了思考，请不要点赞。）我读高一那阵子，家里发生了一件让整个家族都很自豪的事。这件事与我的祖父有关。那时，国内正在走向改革开放，海峡两岸关系缓和了，一些国民党老兵返乡投资，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某日，我家来了一位银发老人，说是从台湾回来，专程探望我祖父的。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有远方客人来访，大家都很高兴，感觉很有面子。父亲和母亲内外忙碌，整了一大桌子菜招待客人。席间大人们聊天，我大致听出来，银发老人年轻时与祖父换贴，后来受国民党裹挟，去了台湾。银发老人忆旧，祖父则好像有隐忧，谈话间闪烁其词，不愿提从前的事。饭后吃西瓜，西瓜一切开，银发老人拿了一块递给我，让我吃。我说：“我自己拿。”老人便作生气的样子，皱起眉来：“我给你拿起来了，你就接！接了我的瓜，我有话说。”祖父不知他葫芦里卖哪门子药，示意我接瓜。我接了瓜，羞涩地望着银发老人，等他说话。银发老人说了下面一番话：“你吃我的瓜，不白吃！吃了我的瓜，我有恩于你；我生气，有威于你。威恩并施，为人之道！”祖父见状，什么都没有说，笑眯眯地看着我。银发老人又说：“这就是你爷爷在对我做的事，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记住，孩子，你爷爷是一位侠客！”此后几十年，我始终不明白，祖父与侠客有什么关系？有两件事情，加深了我的思虑。一件事发生在我读高二那年夏天。有一天深夜，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噪杂声唤醒，隔窗往外看，发现月光下院子里三三两两地站着一大帮人，约有二十多个。有人说：“一年一次，有个样子（形式）就行。”就听祖父的声音：“谁让你们来的？以后不喊，谁也不准来！”后来他们进了堂屋，就没有声音了，做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这件事表明，祖父有他的组织。另一件事发生在祖父的葬礼上。那时，我已参加工作，从外地回家守丧，见一位威猛高大的老者在灵柩前磕头行礼，而后进到内屋与我父亲说话。老者问我父亲：“先生临终前交待啥没有？”父亲说：“没有。”老者便不再言语，黯然起身，走了。这件事非同寻常。祖父晚年身体硬朗，去世前几天只是有些感冒，头脑一直清晰。老者如此询问，一定是在探查祖父临终前的某些秘密心意，祖父似乎决心把它们带到坟墓里去。再后来，我有意无意地向长辈们打听祖父的事，都讲得慷慨激昂。那时社会动荡，打家劫舍的土匪不少，据说县东芒砀山上土匪最盛的时候拥有千把支枪，芒砀山处在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四省交界，是真正的边区，官方根本拿他们没办法。方圆几十里出了土匪绑票的事，只要找到祖父，没有他不去办的。比较经典的一幕是某年某月某天某晚，祖父在正后院设宴招待国民党官兵，恰在这时，共产党游击队也来造访，祖父便在前院招待。“一不小心，那就是掉脑袋的事！”叔父这样告诉我。还有一件事也比较精彩，说是日本人占领县城的时候，东边的队伍想弄一些武器（城东三十里，当时有彭雪枫将军带领的新西军活动），在祖父的运作下，城里的伪军在深夜突然外出剿匪，往城东跑了十几里，在一个河洼里噼里啪啦空放几枪，丢下枪支，便回了城。这件事是我三祖父告诉我的。祖父也会一些武功，小时候我曾见他拿着一根竹竿演示武术套路，一边腾挪跳跃，一边讲解口诀。但是，仅凭这些信息，很难认定祖父是位侠客。祖父，1987年拍摄2我在商丘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读书时，中文系老师们合编了一部闲书，叫《宋州古今学人》（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收录商丘地区自先秦以来的名人学士100多人。系里在发放教材时，把这本书也一并发给学生，算是一种福利。我清楚地记得，书中第一篇是墨翟，由主编李广瑞先生执笔。从此墨子进入我的视野。李广瑞先生开篇介绍墨子如下：墨翟（约前468-前376），战国宋（今河南省商丘）人，因其长期居鲁（今山东省南部），所以有人又称他为鲁人。这就明确了墨子的籍贯归属，也回应了相关争议。战国时的宋国与商丘及其周边地区大约百余里的地理空间大致重合，是商代灭亡后专为殷商贵族后裔划分的地盘。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在宋国东北方向，大致与山东西南部以荷泽市为中心的百余里地理空间重合。宋国与鲁国相邻，地理边界无法用现在的行政管辖权严格对应，但是无论墨子籍贯归属今天的河南商丘还是山东滕县（建有墨子纪念馆，号称墨子故里），认为这一片广袤的中原大地是墨子的活动范围，肯定没错。三十年前，各地争当名人故里的意识并不强，所以，李广瑞先生在墨子籍贯归属问题上只是一笔带过，算是定案了。接下来介绍墨子的生平要略：他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传统，下察群百工之实际，纵观春秋、战国之际百余年的政治变迁，以及贵族淫耆、战祸延绵、平民疾苦的社会状况，创立了以“兴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为主旨的新说，以传于天下。为了弘扬新说，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北至齐鲁，西至卫国，南至楚郢，又作客于鲁阳，还打算去越而未果。“孔无黔突（音深，指锅灶），墨子无暖席。”（淮南子·修务训）孔子锅灶烧不黑，墨子板凳坐不暖，奔赴各国宣传他们的主张。再往下，是对墨子主要思想的介绍，大致沿着亲士、尚贤、尚同、法仪、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兼爱、非攻、国备等顺序进行。这种解读墨子的路数，直到今天学术界也没有变。我不喜欢。3多年以后我在武汉读书，遇到了武汉科技大学的孙君恒教授。孙教授耕耘中国伦理文化，曾出版专著《墨子伦理思想研究》，是中国墨子学会常务理事，最重要的，他是河南邓州人，与我以老乡相称，有些惜惜相顾的意思。有一次，孙教授突然告诉我：“你的老乡墨子，是一位侠客！”侠客不是神雕大侠杨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之类的人物吗？他们武功高强，爱恨分明，揣着个人恩怨和家国情仇，天南海北寻找亮剑目标。墨翟，这个春秋战国时的宋国学人，怎么成了侠客？然而，认知上的缺口毕竟打开了。从“侠客”这个夹缝再去看墨子，竟然有了完全不同的发现。正是墨子最早规定了“侠”的定义。“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墨子·经上》）这个“任”，就是“侠”。“侠”的基本行为规范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以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墨子·经说上》）为了化解别人的危难，自己的钱财、性命都不是事儿。《墨子》一书，有些内容是后人附会的，有些内容是墨家弟子对墨子的回忆记录，不过《经》和《经说》是墨子亲笔。战国时代谈论“侠”并对“侠”做出规范表述的，唯有墨子。正是墨子最早为“侠”注入了“义”的内涵。“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这就摆脱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低端剑客行径，达到了“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的侠义境界（《墨子·贵义》）。也正是墨子，最早用生命实践塑造了“侠”的形象。墨子绝不仅仅是思想家，用“学人”来标榜他，实际上贬低了他。可以说，侠客精神融入了墨子的日常生活里，是墨子生命体验的基本色调。《公输》是《墨子》名篇，记载墨子说服公输盘（音班，鲁国人，世称鲁班、鲁般）和楚惠王停止攻打宋国的故事。我在读高中时，《公输》是语文课本里的必读篇目（不知道现在高中语文课本里是不是还有），大学语文教材里也有它。多年阅读这个名篇，基本无感，现在以“侠客”入意，所见完全不同。《墨子·公输》如此开篇：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这段话里有五个信息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墨子是在居齐期间听到楚国已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将要攻打宋国的消息，也有文献认为是从鲁国出发，不管从齐国还鲁国出发，到楚国都城郢，都很遥远；第二，并非宋国人要求墨子采取行动，长途奔波前往楚国，是墨子的自主行为；第三，墨子很清楚，一旦发动战争，宋国又要生灵涂炭，必须在战争发动前阻止它；第四，墨子立刻动身，孤身前往，从齐国走到楚国都城郢（现在的江陵），用了十天十夜时间。假定墨子的出发地是齐国都城临淄（现在的淄博），从临淄到郢，用现在的交通距离测量法，相距1200公里，从理论上说，按照每小时5公里的快速步行，墨子完成这个任务，正好是十天十夜。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述计算方法假定墨子走的全是平坦大道，而且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实际上，从淄博到江陵，隔着黄河、淮河、大别山，从中国地形的第三级爬坡到第二级，这还不考虑当时动荡的社会形势和墨子的体能消耗。是墨子事后吹牛，还是墨子的弟子们吹牛？这个就不追究了，但我们一定能体会到墨子一路上急心如焚的情景，这就够了。第五，墨子到郢以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去见作为楚国贵宾的军事专家公输盘。这五个信息共同勾勒了墨子的侠肝义胆。与公输盘交锋，墨子使用的是他的侠客原则。一见面，公输盘一点儿也没有老乡见老乡时的热情，只是冷冷地问一句：“你找我有啥事儿？”墨子显然在急行军时就设计好了套路：“咱们老家有人侮辱我，想请你回去把他做了。”公输盘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岂是那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低等劍客？墨子继续侮辱他：“我给你十锭黄金。”公输盘被彻底激怒，说出了墨子早就想让他说的话：“吾义不杀人。”几乎所有的已知文献和民间传说都把公输盘看作能工巧匠，我的看法是：与墨子一样，公输盘也是宋鲁地缘文化哺育出来的侠客。只不过，公输盘的行侠标准没有墨子境界高罢了。但是，不随随便便杀人，特别是不单纯为了钱财杀人，是公输盘的行侠底线。接下来，墨子从这个行侠底线出发，谴责公输盘发明云梯帮助楚国攻打宋国是“义不杀少而杀众”的不义行为，说得公输盘无言以对。此时公输盘仍不打算放弃助攻计划，反而把问题推到楚王身上：我只是一个军工专家，要不要发动战争，决定权在楚王。这样，墨子面对的就不再是千里急行军风险，而是面见独裁者以及可能丢掉性命的风险。事实上，公输盘和楚惠王都有杀掉墨子以确保攻宋成功的想法。墨子知难而进，不仅毫不犹豫地在朝廷上面见楚惠王，批评攻宋计划的不智、不义、不利，而且以绝对的军事技术优势表明，只要有他墨子在，楚国占不了便宜。公输盘杀掉墨子的心思一暴露，墨子就挑明了说：“你杀我也没有用，我的大弟子禽滑厘带着三百墨家弟子早已在宋国城墙上等待入侵者了。”为了侠义不要命，墨子早就把个人生死看得很淡很淡了。有意思的是，《墨子·公输》特意为墨子的这次侠客行记录了一个故事尾声：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这个尾声仍然围绕墨子的侠客形象进行。墨侠行事，独来独往，只为心中大义，不为世间名利，对他来说显摆自己的恩德是一种耻辱。4我长期研习西方认识论，关注的主要是西方人怎么发展出一套认识世界的模式，从而构建起现代社会的。墨侠太古，也离我的心意太远。每年寒暑假回家看望母亲，在村里听人情冷暖故事，悟家族兴衰历史，在古宋大地上体察思索传统文化，墨侠高义好像炊烟袅袅，在我心头时散时聚。祖父墓地就在村头不远，每次从那里经过，黄土荒草总向我发送出迷雾般的历史信息。清晰地理解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不仅需要生命体验的积累和理智认知的精进，更需要可遇不可求的神秘契机的激发。这须是一种恩宠，一种来自上苍的神魂超拔。我只能耐心等待。5一连多日老朋友们来访，谈笑间，听说某位旧交私心一念，入狱多年，现在孑然一人，生活艰辛。那晚客去人静，不知怎么回事，忽然想起荆轲。第二天，我对夫人说：“老家的生活信息有点乱，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去看荆轲塚。”河南鹤壁南侧有淇县，县城所在地古称朝歌，是商纣王帝辛的都城。城南二里有荆轲塚。资料显示，历史上此处多次被盗，1929年曾有人在这里盗得一把古剑，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墓室条石被挖出来修建水利工程，七十年代连封土也被村民起走殆尽。又有《淇县志》记载，淇县是荆轲旧居所在地，也是战国时期刺客们常居住的地方，云云。不料在搜索地图时发现，山东鄄城县也有荆轲墓。司马迁《史记》载：“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徒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鄄城在淇县正东不过百余公里，隶属山东省荷泽市，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卫国地盘。荆轲墓在城东十里，再往东十里是郓城县，春秋战国时属于鲁国。从郓城往东北看，是古属齐国，往南看，是古属宋国，相距都不过百余公里。因此，无论淇县的荆轲塚，还是鄄城的荆轲墓，确实都处在当年荆轲的活动范围内。荆轲是战国末期英雄人物，也是后代反抗暴政的象征符号，各地修建衣冠塚以托思纪念，这是正常现象，但是能称为“墓”则不简单。墓地必葬有尸骨，没有尸骨，则称塚，不是墓。问题是，荆轲刺秦王失败后，是被肢解示众了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至少没有完整的尸骨可以保存下来，何况在当时情况下谁有能力而且有胆量为荆轲收尸？从咸阳到鄄城，七百余公里，如何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成功把尸骨运回？历史研究的志趣，至少要在于发现不可思议的历史现象，然后拼图游戏一样将搜集到的信息前后左右地腾挪移动，以便找到最佳的拼图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惊讶感，满足好奇心。若能由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就无量功德了。我决定先去造访鄄城荆轲墓。经商丘东，走济广高速，一路向北，过荷泽，在鄄城东下高速，再入319省道，至红船镇拐入乡道，过水堡闸桥，沿宋江路往西北走，不过二三里就到了。抬头一看，很大一个院子，上写“孙膑旅游城”！原来，此地有孙膑墓、羊左墓、荆轲墓、亿城寺等古建筑，当地一揽子把它们圈起来，建了这个景区，门票五十元。就这样，意想不到的历史元素相互叠加，突然涌到我身边。进园直行不到百米，路右有标牌，写“荆轲墓古遗址”，细读，方知此地出现荆轲墓的原委。据标牌上的文字，荆轲刺秦王后被杀，是他的好朋友高渐离冒死收尸，千里返回荆轲故里，偷葬于古高庄村西南。1994年，当地建设孙膑旅游城，在当地取土时挖出清嘉庆十四年的一块祭文碑和青砖、石兽等残片，随后由考古人员开展大规模精探，在地下8-12米处发现更多墓葬用品，随后因技术条件限制，停止发掘，就地封存。现在地表能看到的仅有树丛杂草而已。树丛小道一旁，立着那块嘉庆年间石碑的复制品，仔细辨认，落款为“赐进士及第加授通奉大夫山东督粮道孙星衍撰文”，时间是“嘉庆十四年岁次乙巳七月”。这孙星衍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乾隆五十二年榜眼，曾任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督粮道、山东按察布政使，是清朝的正二品官员。孙星衍擅诗文，精校勘，在史料编辑方面很有成就，所著《孙子十家注》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孙子兵法》版本。因此，可以说孙星衍是一位既有很高名望，又有很高个人修养，而且注重历史校勘的人。他写的碑文值得特别重视。孙氏祭文碑大致叙述了荆轲刺秦王经过，内容与《史记》一致，唯有文末写道：呜呼，轲命休矣，其景惨矣。然其情豪也，其名垂而不朽也。轲之尸由高渐离冒死收之于古高庄，葬之。这句话肯定了高渐离冒死收尸并安葬荆轲的史实，给出了此地荆轲墓的依据，也把另一个历史人物推到了我面前。6荆轲在卫国不受重用，游荡到晋国榆次，与人不和，又游荡到赵国邯郸，之后到了燕国。高渐离是燕国人，河北省定兴县城西三十里高里村是高渐离开狗肉馆的地方，荆轲在这里与高渐离相遇。司马迁对高渐离进行了四处比较集中的描写。第一处写高渐离与荆轲交好：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第二处写荆轲与高渐离告别：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第三处写秦统一后追剿荆轲家族及旧友，高渐离隐身在宋子城（今河北省赵县城东北三十里宋城村南有城垣遗迹）：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第四处写高渐离入秦刺杀始皇未遂：宋子传客之，闻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司马迁写《史记》，惜墨如金，笔法设计皆有用意，在记述荆轲刺秦王事迹中加入这么多关于高渐离的文字，这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仔细读来，可以看出：第一，高渐离与荆轲在性格和志趣上高度吻合，两人能在闹市中相歌而泣，旁若无人，在送别时能因景生情，即兴演奏歌唱，完美配合。第二，司马迁将高渐离隐匿于宋子城和再击秦王的故事，作为荆轲刺秦王的尾声来写，这是故意为之，目的是表明荆轲是什么样的人，高渐离也是什么样的人。把孙星衍所撰碑文与上述文字一起观察，更能确认这一点。7把高渐离看作音乐大师，与把公输盘看作能工巧匠一样，丢失了重要历史信息。不过，即使司马迁也误导了我们，因为在司马迁笔下，高渐离和荆轲只出现在《刺客列传里》，这就为他们贴上了“刺客”标签。在“刺客”标签之下，荆轲和高渐离就成了剑术不精的莽夫。下面是若干历史评价，足可证明。陶渊明：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咏荆轲》）王昌龄：诚知匹夫勇，何取万人杰。（《杂兴》）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弱秦，不亦愚乎。（《资治通鉴》）苏轼：胡为弃成谋，托国此狂生。荆轲不足说，田子老可惊，燕赵多奇士，惜哉亦虚名。（《和陶咏荆轲》）朱熹：轲匹夫之勇，其事无足言。（《楚辞集注·易水歌》）在这些声音中，司马光的批评最强烈，他甚至认为荆轲简直是强盗。我在荆轲墓遗址旁沉思。如果荆轲被害之后，朋友们皆作鸟兽散，那么他们不过酒肉之交，刺秦王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刺客行为，固然不值一提；但荆轲与他的朋友们不属此类。先有知已之交，后有冒死收殓尸骨秘密安葬，在他们的生命形式之外一定还有某种他们视之甚高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将他们连结起来，正是这种东西让他们不受世俗束缚，不顾生命危险，想停就停，想行就行，喜笑怒骂，放荡不羁。《史记》关于荆轲的叙述中，有两个配角很值得关注。一个是秦舞阳，另一个是鲁勾践。秦舞阳十三岁，杀人，人们不敢与他对视，是燕太子丹特意为荆轲挑选的副手，想必是一个狠角色。但秦舞阳在朝廷上“色变振恐，群臣怪之”，差点坏了大事。秦舞阳是勇士，甚至可以说残暴，但关键时候掉链子，身上缺乏荆轲式的涵养，荆轲与他不是一类人。鲁勾践是荆轲在邯郸游历时结识的朋友，两人曾交过手，发生争执，鲁勾践发怒，大骂荆轲，荆轲不与他计较，悄悄离开，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秦王事发以后，鲁勾践感慨万分地与人说：“可惜啊，他不讲究刺剑的技术，我也真是太不识人了！我那样斥责他，他一定把我当成庸俗之人了！”鲁勾践在这个时候还在乎剑术精不精的问题，可见荆轲一开始就不把他看作同类，是多么高明！如果鲁勾践是那种剑术精湛的勇士，荆轲身上则有一种鲁勾践不具备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将荆轲高渐离与秦舞阳鲁勾践之类的人区别开来的？从荆轲墓遗址信步往北，约三十米，是孙膑纪念馆的正门，一位老者正在门前打扫，光着膀子，赭红色的脸膛透出岁月留下的沉静。孙膑纪念馆里侧路旁置放着几位孙膑弟子的塑像，其中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墨羽——据塑像前的说明文字，他是墨子的孙子！孙膑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故事的主角，他带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可以达到“食人炊骨，士无向北之心”（《战国策·齐策》）的程度。在成功组织了几次大战役，帮助齐国强大起来之后，孙膑辞官归隐，在本地设馆授徒，弟子中名气较大的就有墨羽。而据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的情节，孙膑的老师鬼谷子王诩（禅）曾在云梦山与墨子一同采药修道。现在，荆轲墓遗址距孙膑墓也不过百米，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这么多历史信息相互叠加，一时间我好像来到了一处由层层褶皱构成的断崖面前。在长期的“地质”运动中，有些信息被抹除了，有些信息被扭曲了，有些信息杂乱叠加，衍生新的纹理。读懂它，需要非凡的恩宠与智慧。8其实，在司马迁时代，历史就在以这种地质运动般的方式发展了。秦汉之际，出现了“游侠”这个特殊职业，从业者往往出身社会低层，多是“布衣之侠”，行事风格与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常受到社会上层人物的讥笑。根据司马迁的观察，这些人的事迹虽然多不被记载，但至少可以知道，游侠与暴戾的匪徒不一样。他们不空洞地谈论大义，不迴避利益交换，但能够在获取和给予的原则上恪守诺言，特别讲究信用，只要答应的事，会不顾身家性命地去完成，而且任务完成后不张扬。司马迁评论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史记·游侠列传》）这里，司马迁第一次使用上了“侠客”这个词。社会需要侠客，侠客身上也有许多可称赞的地方，遗憾的是这些人却被主流社会漠视了：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在为游侠抱不平时，把游侠放在了墨家的对立面。王兆军在《惜哉墨子》一文中指出：“战国后期，墨家的信徒们逐渐转化成两支，其一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另一支则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力学等方面的研究。”（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8月14日）认为秦汉时期的游侠由墨家弟子转化而成，是值得注意的观点。我需要再次把目光聚焦在墨家这条历史岩石的纹理上来。墨家不善辞辩，做得多，说得少，墨家弟子虽然收录墨子言行，形成《墨子》一书，但从不提及墨家弟子组织原则，不甚了了，以至墨子的出生年月、家庭住址、有无妻室子女都模糊不清。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情况恰恰是墨家风格。如果墨家的一切都被后人摸得一清二楚，那就不是墨家了。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墨子绝不是空谈大义的人，而是真正的行动者，他不仅到处奔走，“以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更重要的是他组建了一支具有共同理想情操的社团队伍。这支队伍既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又有高效有序的建制形式，切切实实地把墨子倡导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思想内化为日常生活实践。墨子建立的这种组织方式，史上留下的信息太少。刘德华主演的《墨攻》中有一句戏言：“你们墨者总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藏得密不透风。”想想历史上诸多帮派组织，哪家没有自己的黑话行话，由近及远，这一点不难理解。不过，有一件关于“墨帮”的事，由于太过惨烈，被记录在了《吕氏春秋》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尽管很隐秘却很重要的信息，原文照录如下：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已传钜子于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81年，离墨子去世的年份（有人推测是公元前376年，有人推测是公元前390年，有人推测是公元前420年）不算远，也就是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故事中反映的情况非常接近墨子在世时墨家社团组织状况。第一，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墨家“钜子”。这“钜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掌门人”、“瓢把子”、“老大”。“钜子”是墨家帮派组织的决策者，也是帮派业务的开拓者，负有继往开来、传承门派的义务，所以当孟胜决定以死完成托城任务时，弟子徐弱提醒他，如果掌门人死了，墨帮就完了，后继无人，世间从此无墨者。但是，孟胜早有打算，“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是一位有才能的人，一定能当好墨帮的钜子，不必担心墨帮绝于世的问题。于是，孟胜派两三个人（究竟是两人还是三人，原文有出入，没有必要考究这个细节）把钜子传送给田襄子。这表明，钜子交接班是有信物的，如同后世佛家传承衣钵。第二，孟胜接受阳城君的委托，带领墨家弟子为他守城，这中间有没有利益交涉？换句话说，阳城君是不是要向墨帮付一定费用？原文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根据墨子的行事原则，“义，利也”（《墨子·经上》），墨家主张义与利统一，公开承认在行义时也获取利。尽管我们可以把此处的“利”往大义利苍生或兴天下之利方面理解，设想孟胜为阳城君守城有利益上的获取，也不违背狭义原则。把这种情况比作雇佣军或黑帮保护费，当然不妥，但至少与秦汉游侠“设取予然诺”，是高度一致的。第三，墨家弟子把“信”看作最重要的业务原则，不惜用生命去维护。虽然阳城君与孟胜事先有“毁璜为符”的约定，但当阳城君成为重要的通缉犯以后，新继任的楚王要收回阳城君的封地，这是国家大事，在法理上也是正当的。可是，一时又找不到阳城君，无法“合符”，不合符就交出阳城，就是背弃信约，这与墨家原则不符。所以，孟胜决定用自己的死成全墨家的信用原则。不是为了服务对象而死，而是为了维护墨家的组织原则而死。“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这句话说得最明白。司马迁在秦汉游侠身上看到的“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和“以功见言信”的侠客风范，在钜子孟胜身上表现得更亮、更炫目。第四，墨家弟子上下一心，形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生命共同体。弟子徐弱被掌门人的大义折服，竟当场自杀，把头颅献给掌门人。接下来，孟胜自尽，一百八十个弟子也跟着他去死。更令人感叹的是那几个派出去传钜子的弟子，他们完成任务后，随即要求再返回阳城，以便完成最后一项任务——与上一任钜子死在一起。新任钜子连忙阻止，用命令的口吻说：“我现在是钜子，你们要听我的。”那几个人竟然不听这个命令，还是返回去为孟胜而死了。撰写《吕氏春秋》这一节的作者感叹道：“墨家有人认为这是不听从命令，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等情景岂是严厉的赏罚法令所能企及的？”西汉刘安编撰的《淮南子·泰族训》对此做了正面回答：“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墨家正是通过内化在社团组织中“义”，把人们连接起来，不靠外在的法令，而靠内在的情义，构建了以共同的理想情操为基础的生命共同体。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社会组织更具有凝聚力呢？当年墨子震慑住公输盘和楚惠王的那句“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威力果然不虚。禽滑厘正是墨家第二代钜子。动不动就能组织上百人的墨家队伍，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当然不可能存在了。即使个体性质的游侠，也是官方镇压对象。例如“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济南瞯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史记·游侠列传》）但是，墨家的社团组织原则“信”、“义”、“利”、“爱”仍表现在社会的多个方面。在大尺度历史断崖面上观察，特别是站在孙膑纪念园和荆轲墓古遗迹这片土地上沉思，我在孙膑的军事思想中看到了它，在荆轲的行事方式中看到了它，在高渐离与荆轲的交情中看到了它。把荆轲、高渐离与秦舞阳、鲁勾践之类的人区别开来的，正是墨帮的“信”、“义”、“利”、“爱”，是他们能自称为“侠客”而非“刺客”的东西。后世在剑术精不精、结果成不成、懂不懂天下大势等方面对荆轲的责备，一概没有理解这一点。墨子的侠义精神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了存在形式，恰似融化了的岩浆，在中国文化的矿床上流淌，凝固，凝固，又流淌，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伦理基因。一个不懂墨子的人，肯定也懂不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9我的祖父是否参加过帮派组织，他从来没有亲口对我说过，也没有别的人向我证实。但从当时的社会形势和人们通行的行为方式看，从十里八村土匪绑架事件总由我祖父出面化解看，从那场我与台湾老兵的遭遇看，从那次深夜祖父严禁村民搭帮结伙地来拜访他看，祖父对帮派组织非常熟悉，而且能熟练地驾驭它。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开始了新的转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土地改革与镇压反革命同步推进，中国民间的各种会、教、道、门等帮派组织迅速瓦解，侠义精神被看作封建思想残余受到批判。我的祖父在这场洗心革面的运动中受到地方政府的称赞。叔父告诉我，那时祖父经常以“开明士绅”的身份参加县上的会议，他还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帮助很多村子丈量土地，登计造册（祖父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祖父的一系列行动中，对家族影响最大的，是他主动为家族申报了地主成分。那时，曾祖父在商丘城里开店铺，我的祖父是长子，农村家里的事务由祖父操持。祖父认为，家里有几十亩土地，又雇了长工，那就是剥削，就应该是地主。评上地主后，我的祖父没有被批斗过，因为只要村子里要开批斗会了，县里就会有人过来通知他去县里开会。我的曾祖父被批斗过几次，程度也比较轻，没有出现挨打的情况。但是，地主成分极大地改变了我的父辈们的人生。除了我的父亲在解放前接受了私塾教育外，他们都没有机会接受小学三年级以上的教育。更谈不上就业，祖父给我的叔父起名叫“铁牛”，希望叔父像一头铁牛一样老老实实在田里劳作一生。祖父是村里的能手。祖父带领村民蒸酒、蒸醋，种植中药材，在大饥荒时期则在村头村尾小块田里种植胡萝卜。胡萝卜比别的农作物都高产，而且不算进要交国家公粮的农作物里，当别的村饿死人时，我们村至少还有胡萝卜充饥。我记事以后，祖父当过生产队饲养员、菜园管护员，当然，我是他的小跟班。每当夏夜来临，祖父与壮劳力们在村头打麦场里露宿，他为大家讲《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聊斋志异》里的故事，一讲就是大半夜。望着灿烂的星空，听着祖父的故事，有情有义、敢作敢为的人生憧憬也在我心中慢慢生成了。正如秦汉以后墨家侠义转化了存在形式一样，面对社会剧变，祖父也转化了他的侠义形式。无论怎么转化，“信”、“义”、“利”、“爱”，乃是他的人生准则。祖父讲信用，重义气，为身边人求利，这一切的基础正是隐藏着的墨家“兼爱”精神。祖父善讲故事，但从不谈他自己的事，他帮过的人后来也有人因为他的地主家庭身份疏远他，落井下石的人也有，我没有听他抱怨过。我读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上有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我学会了，便在家里背诵给祖父听，祖父十分高兴，用工整的隶书写出来贴在他的小屋里，从此“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成为我的口头禅。现在回想起来，心中才有所开悟：司马迁说侠者“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以及墨子“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体现的无不是祖父“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坦然与释然。我的父辈们长期生活在被人歧视和遭受压制的社会环境里，绝无祖父那样的坦然与释然，却没有一人介入帮派。这当然是祖父苦心所在。改革开放后，生活越来越好，更没有这种必要了，祖父又切断了孙辈们介入这种生活方式的任何可能性，直接把秘密带到了坟墓里。可是，祖父不懂得历史传承的诡异与巧妙。当我在历史的断崖面上，沿着侠义纹理最终发现祖父的生活轨迹时，那把凝聚着两千多年文明精华的侠客古剑，又在嘎嘎作响。随着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性社会到来，我们身边正积聚着种种不义，这些不义诱人以私欲，陷人以无望，而且用一套伪善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法将人牢牢缚住。说到底，新时代的侠者精神是无所畏惧的公义精神，是敢爱敢恨敢出手的气概，是一种拓展认知边界、摆脱思维束缚的方法论。舞动这把宝剑，带着冲天的豪气，就能突破种种鬼魅重围。10到达淇县荆轲塜时，是下午两点多钟。盛夏季节，在长满玉米的田间小道开车，导航上的路线消失了。正迷茫间，一座青瓦白墙的院落出现在眼前。院落里圈起诺大一堆土，上面长满杂草。土堆前立有石碑，上书“荆轲塜”三个黃灿灿的金字。我们围着封土转了一圈。夫人说：“这就是历史。”我说：“土堆而已。”历史在你心中，在你我的生命里。2025年8月13-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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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风言辞

为建设“书香政协”，搭建委员与社会各界思想交流、智慧碰撞的平台，推动政协文化建设走深走实，6月30日下午，市政协组织开展读书交流活动。市政协主席王开洲出席活动。会上，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哲学博士、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执行处长黄蕉风以“墨家探秘：从历史到现代的解读”为题，进行了学术分享，并与参会人员深入交流。与会人员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持续深读经典，通过阅读启发履职工作思路；要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延续好的做法，总结不足之处，助力“书香政协”品牌越办越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珠海实践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彭洪、李秉勇，副秘书长王永胜、李伟新，专职常委王玉琦、陈金华、方琳、张成，提案委主任张美慧、经济委主任李海清、科教文卫体委主任吕茹等参加活动。来源：珠海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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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02 0 评论 0 喜欢

墨者辩

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是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崔清田。本书主要描写了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论逻辑与文化等内容。 想懂东西方思维差异？这本逻辑比较著作别错过提到逻辑，你可能先想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但你知道中国先秦的墨家逻辑，早已构建起另一种精妙的思维体系吗？若想解开“东西方思维为何大不同”的谜题，崔清田教授的《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绝对是绕不开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由权威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崔清田深耕逻辑与文化研究多年。不同于一般逻辑学著作的“就逻辑谈逻辑”，它最打动人的，是把两种逻辑形态放回各自的文化土壤里——没有孤立对比条文，而是从先秦与古希腊的文化特征、科技数学发展说起，让逻辑的差异找到“源头”。书中的研究思路堪称“教科书级”：既有对两种逻辑比较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明确了“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求同与求异结合”的方法论；又层层递进地拆解核心问题——从两种逻辑的“目的与任务”差异（墨家逻辑侧重“明是非、审治乱”的实践导向，亚里士多德逻辑追求“求知”的理论建构），到主导推理类型的本质区别（墨家的“推类”vs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再到“名与词项”“辞与命题”等推理成分的细致比对。读下来你会发现：原来墨家的“名”不只是简单对应西方的“词项”，背后藏着先秦“正名实”的伦理与政治诉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体系，也离不开古希腊几何学的严谨思维传统。这些对比不止是逻辑知识的补充，更是理解东西方文化内核的钥匙——为何东方重“类比关联”，西方重“演绎严谨”？答案就藏在这些逻辑细节里。无论你是哲学、逻辑学专业的研究者，还是对“文化与思维”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这本书都能带来启发：它既有学术深度，又避免了晦涩难懂，用清晰的脉络把复杂的逻辑问题讲透。读懂它，你不仅能掌握两种逻辑的核心框架，更能看懂“逻辑如何塑造文化，文化如何影响逻辑”的深层关联。如果你也好奇人类思维的两种重要路径如何演化，想透过逻辑看懂东西方文化的底层逻辑，不妨翻开这本书——在墨辩与亚氏逻辑的碰撞里，解锁思维的更多可能。墨者社区-当代墨者聚集地，归正守诚，欢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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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02 0 评论 0 喜欢

西部墨学院

转自：当代墨学研究与传播正文：战国时期的墨子，不仅是一位极富创见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声震诸侯的卓越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以前与儒学并称“显学”，不仅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而且其内部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有共同的理想、信仰和纲领，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组织。墨家还有自己完整的军事防御理论和高超的守城器械，有一支类似于联合国维和部队————扶助弱小国家、抗御强敌侵略————的“武装力量”，既能纸上谈兵，又能上阵杀敌，是一个典型的军事组织。墨家弟子在外做官，需要把个人的俸禄拿出来一部分交给墨家，这就使得墨家有了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墨家组织的首领称为“巨子”。但“巨子”并不见于《墨子》原典中，而是在战国末期墨家以外其他学派的著作中提到的。据此推测，“巨子”制度应该形成于墨子死后；史上有据可查的墨家“巨子”有三位，即孟胜、田襄子、腹脖。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以直面现实的变革精神，率先向先天决定一切的宿命论和“亲亲有杀，尊贤有等”的儒家学派发起挑战，打响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枪。他们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自己的使命，并为之孜孜奋斗。墨家的政治活动并不是一定要做官，而是要通过“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最终实现其“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兼爱主张和“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政治理想，并为此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十大救世主张(后人称之为“墨子十论”)。这十大主张看起来有许多地方互相矛盾。其实，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相辅相成的完整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都是为其“兼爱”主张服务的。其中，尚贤、尚同是实现路径，天志、明鬼是实现手段，节用、节葬、非乐、非命是保障措施。诚如梁启超所言：“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梁启超：《老子、孔子、墨子及其学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页)墨子及其弟子为宣传并推行这些主张，经常到各诸侯国游说。据清代学者孙诒让考证，墨子“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至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2-683页)。墨子还告诫其弟子，国情不同，治国之道亦不同：“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墨家的这些救世主张和治世策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可行性。墨家对自己的学说有着超强的自信。墨家学派，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以自家名号命名的学派，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墨子曾经坦言，“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捃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墨子·贵义》)，“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墨子·鲁问》)，“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墨子·大取》)。其自信心之强溢于言表。墨家还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墨子·经上》说：“士损己而益所为也。”这其实就是墨家精神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墨子和他的弟子们“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过着非常艰苦甚至“朝得之，则夕弗得”(《墨子·鲁问》)的生活，却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别人。对此，梁启超曾给予高度评价：“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3页)先秦诸子中，不乏坐而论道、光说不练的空谈家。墨子则是一位十分注重实行的卓越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主张为政者要事不避难、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属于典型的行动派、实干家。在墨子身上，无不体现着墨家强烈的担当精神。舍身救世是对国家和百姓的担当。墨子认为，战争无论胜负，永远没有赢家，真正的受害者都是百姓。因此，他主张兼爱、非攻，力阻战争、力主和平，反对大国、强国吞并小国、弱国的兼并战争。据《墨子》记载，墨子曾经成功地“止楚攻宋”、“止齐伐鲁”、“止鲁阳文君攻郑”等3次即将爆发的战争。其中，“止楚攻宋”是墨子将“兼爱”“非攻”思想付诸行动的经典案例。墨子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从鲁国出发，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墨子·公输》)，冒着杀身之祸，先后说服公输盘和楚王，将一场一触即发、你死我活的战争化为乌有，其智勇双全、辩乎言谈的形象跃然纸上。当年墨子辩说于庙堂之上，斗智于城垣之前。其智败公输的韬略，提前设伏的惊险，救百姓于火水的功业，至今想来仍令人荡气回肠；他的“智慧、坚定和见义勇为的行动获得了历代人民的尊敬”(任继愈：《墨子与墨家》，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有理由相信，历史上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仁人志士，就是墨家这种“兼爱天下、勇于担当”精神的集中体现。墨子还主张“杀己以存天下”，这也是对国家的担当。“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意思是杀一个人以保存天下，并不是杀一个人以利天下；杀死自己以保存天下，这是杀死自己以利天下。在墨子看来，若是少数人吃亏，多数人得好处，这便是“利”、便是担当。善于推功揽过是对君主的担当。“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墨子·鲁问》)在墨子看来，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未必就是忠臣、贤士。真正的忠臣、贤士，应该“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墨子·尚同中》)，在君主有过错时，伺机劝谏；自己有嘉言善行则归之于君主，而不是去告诉别人到处炫耀。让美善归于君主，怨仇归于臣下；安乐归于君主，忧戚归于臣下，这不仅是一种品格，更是一种胸怀、一种担当。尽职尽责是对使命的担当。“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墨子·亲士》)墨子认为，只有遇事不退却、不推让，做事不违礼法、不违天道，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嘿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墨子·贵义》)在墨子看来，闲暇时能勤于思考，言谈时能教诲别人，行动时能担当干事。这三者交替进行，就一定能成为圣人。“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墨子·亲士》)意思是，再贤明的君主也不会欣赏没有功劳的大臣，再仁慈的父亲也不会喜欢没有出息的儿子。因此，不能胜任那个职位，就不应该占着那个位子、领受那份俸禄。【原载于《春秋》2018年第1期】作者单位：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来源：齐鲁文化两创墨学爱好者聚集地-归正守诚，为你搜集墨学思潮最新资讯

初先生🦄

2025-09-02 0 评论 1 喜欢

墨者辩

靖远县公安局2025年8月22日通报：8月18日23时28分，北滩镇粮窖村村民薛某拨打110报警称：早上8点多，其孙女薛某某因辅导作业与家人发生争执后离开家中，至今未归，请求寻找。胡雷的眼泪，是个体善意最动人的重量——为素未谋面的女孩每月递上1000元，为孩子的离世痛彻心扉，这份“见苦即援”的纯粹，像寒夜里的一盏灯，照亮了贫困女孩薛某某短暂的人生。但我们更需清醒：这盏灯能暖一时，却难照透教育观念落后与体制缺陷织就的迷雾；单靠一人的“逆天改命”，终究抵不过系统性困境的惯性。胡雷的善举，是“救急”的微光，却难破“观念”的厚冰。他能为女孩提供生活费，却无法改变某些贫困家庭“女孩读书无用”的固有认知——当家庭把女儿的教育视作“额外开支”，把早辍学打工当作“现实选择”时，个体资助能延缓困境，却难以扭转“重男轻女”“教育短视”的观念根脉。就像薛某某的离世，或许不全是缺钱的遗憾，更可能藏着“生病不如放弃”的观念悲凉。胡雷用善意对抗贫困，却难以独自对抗generations（代际）传递的教育漠视——这种漠视，不是每月1000元能融化的。胡雷的坚守，是“补位”的温暖，却难填“体制”的沟壑。贫困女孩的教育困境，从来不是“缺一笔资助”那么简单：乡村学校缺合格的师资，导致孩子“想读书却学不好”；职业教育缺乏对女性的倾斜，导致女孩“读完书仍难就业”；家庭教育缺政策的赋能，导致家长“想重视却没方法”。这些都是系统性的漏洞：当一个地区的初中升学率不足50%，当女性职业培训覆盖率不到30%，个体的善举再坚定，也只是“杯水车薪”。胡雷能帮一个薛某某，却帮不了成千上万“薛某某式”的女孩——她们被困在“教育资源匮乏-观念落后-贫困循环”的闭环里，需要的不是“偶尔的援手”，而是“稳定的保障”：是让乡村学校有好老师，是让职业教育向女孩敞开大门，是让家长能通过政府培训明白“教育才是女孩最好的出路”。真正的教育向善，从不是“个体逆天改命”，而是“系统顺势而为”。我们致敬胡雷的善意，因为它让我们看见人性的温度；但我们更需呼唤系统的变革，因为只有制度才能让这份温度“可持续”。比如，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让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就近读好书”；比如，出台女性教育专项政策，用补贴和宣传扭转“女孩读书无用”的观念；比如，建立家校社协同机制，让家长从“教育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这些变革，或许没有“一人捐百万”那么震撼，却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女孩的教育处境——它能让“想读书的女孩有学上”，让“学了知识的女孩有出路”，让“重视教育的观念代代传”。胡雷的灯，照亮了个体的希望；系统的阳光，才能温暖整个群体的未来。我们不必苛责个体善举“不够有力”，因为它本就不是为了“替代系统”；我们更不能依赖个体善举“解决一切”，因为那会掩盖体制该承担的责任。真正的进步，从来是“微光聚成火炬，制度保驾护航”——让胡雷式的善意，成为推动系统变革的“催化剂”；让系统性的变革，成为接住每一份善意的“安全网”。唯有如此，才能让更多贫困女孩，不必再等待“贵人相助”，而是能通过稳定的教育保障，墨家倡导非命，是通过自己努力去改写命运。希望生者努力，逝者安息。

初先生🦄

2025-08-22 0 评论 0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