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当代墨学研究与传播正文：战国时期的墨子，不仅是一位极富创见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声震诸侯的卓越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创立的墨家学派在秦汉以前与儒学并称“显学”，不仅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而且其内部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有共同的理想、信仰和纲领，是一个典型的政治组织。墨家还有自己完整的军事防御理论和高超的守城器械，有一支类似于联合国维和部队————扶助弱小国家、抗御强敌侵略————的“武装力量”，既能纸上谈兵，又能上阵杀敌，是一个典型的军事组织。墨家弟子在外做官，需要把个人的俸禄拿出来一部分交给墨家，这就使得墨家有了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墨家组织的首领称为“巨子”。但“巨子”并不见于《墨子》原典中，而是在战国末期墨家以外其他学派的著作中提到的。据此推测，“巨子”制度应该形成于墨子死后；史上有据可查的墨家“巨子”有三位，即孟胜、田襄子、腹脖。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以直面现实的变革精神，率先向先天决定一切的宿命论和“亲亲有杀，尊贤有等”的儒家学派发起挑战，打响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枪。他们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自己的使命，并为之孜孜奋斗。墨家的政治活动并不是一定要做官，而是要通过“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最终实现其“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兼爱主张和“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政治理想，并为此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十大救世主张(后人称之为“墨子十论”)。这十大主张看起来有许多地方互相矛盾。其实，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相辅相成的完整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都是为其“兼爱”主张服务的。其中，尚贤、尚同是实现路径，天志、明鬼是实现手段，节用、节葬、非乐、非命是保障措施。诚如梁启超所言：“墨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梁启超：《老子、孔子、墨子及其学派》，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165页)墨子及其弟子为宣传并推行这些主张，经常到各诸侯国游说。据清代学者孙诒让考证，墨子“其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至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2-683页)。墨子还告诫其弟子，国情不同，治国之道亦不同：“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鲁问》)墨家的这些救世主张和治世策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可行性。墨家对自己的学说有着超强的自信。墨家学派，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以自家名号命名的学派，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墨子曾经坦言，“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捃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墨子·贵义》)，“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墨子·鲁问》)，“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墨子·大取》)。其自信心之强溢于言表。墨家还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墨子·经上》说：“士损己而益所为也。”这其实就是墨家精神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墨子和他的弟子们“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过着非常艰苦甚至“朝得之，则夕弗得”(《墨子·鲁问》)的生活，却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别人。对此，梁启超曾给予高度评价：“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3页)先秦诸子中，不乏坐而论道、光说不练的空谈家。墨子则是一位十分注重实行的卓越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主张为政者要事不避难、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属于典型的行动派、实干家。在墨子身上，无不体现着墨家强烈的担当精神。舍身救世是对国家和百姓的担当。墨子认为，战争无论胜负，永远没有赢家，真正的受害者都是百姓。因此，他主张兼爱、非攻，力阻战争、力主和平，反对大国、强国吞并小国、弱国的兼并战争。据《墨子》记载，墨子曾经成功地“止楚攻宋”、“止齐伐鲁”、“止鲁阳文君攻郑”等3次即将爆发的战争。其中，“止楚攻宋”是墨子将“兼爱”“非攻”思想付诸行动的经典案例。墨子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从鲁国出发，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墨子·公输》)，冒着杀身之祸，先后说服公输盘和楚王，将一场一触即发、你死我活的战争化为乌有，其智勇双全、辩乎言谈的形象跃然纸上。当年墨子辩说于庙堂之上，斗智于城垣之前。其智败公输的韬略，提前设伏的惊险，救百姓于火水的功业，至今想来仍令人荡气回肠；他的“智慧、坚定和见义勇为的行动获得了历代人民的尊敬”(任继愈：《墨子与墨家》，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有理由相信，历史上那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仁人志士，就是墨家这种“兼爱天下、勇于担当”精神的集中体现。墨子还主张“杀己以存天下”，这也是对国家的担当。“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意思是杀一个人以保存天下，并不是杀一个人以利天下；杀死自己以保存天下，这是杀死自己以利天下。在墨子看来，若是少数人吃亏，多数人得好处，这便是“利”、便是担当。善于推功揽过是对君主的担当。“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墨子·鲁问》)在墨子看来，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未必就是忠臣、贤士。真正的忠臣、贤士，应该“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墨子·尚同中》)，在君主有过错时，伺机劝谏；自己有嘉言善行则归之于君主，而不是去告诉别人到处炫耀。让美善归于君主，怨仇归于臣下；安乐归于君主，忧戚归于臣下，这不仅是一种品格，更是一种胸怀、一种担当。尽职尽责是对使命的担当。“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墨子·亲士》)墨子认为，只有遇事不退却、不推让，做事不违礼法、不违天道，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英才。“嘿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必为圣人。”(《墨子·贵义》)在墨子看来，闲暇时能勤于思考，言谈时能教诲别人，行动时能担当干事。这三者交替进行，就一定能成为圣人。“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墨子·亲士》)意思是，再贤明的君主也不会欣赏没有功劳的大臣，再仁慈的父亲也不会喜欢没有出息的儿子。因此，不能胜任那个职位，就不应该占着那个位子、领受那份俸禄。【原载于《春秋》2018年第1期】作者单位：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来源：齐鲁文化两创墨学爱好者聚集地-归正守诚，为你搜集墨学思潮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