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者辩

转载自 转载自棠溪墨庐 2025年09月06日11:21 河南读书之道，贵在精而不在多。朱光潜先生曾言：“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此言非倡人束书不观，而是提醒我们，真正的阅读应重质而非仅量，须求有所得、有所用、有所立。历来儒家传统中亦有“学而优则仕”一类劝读之言，更流俗者有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将读书窄化为功名利禄之梯、稻粱资本之谋。此类观念，实属千年糟粕，非但不能养人心魄，反而助长利欲之心、浇薄世风，可谓读书之大害。此类“读书”，不过是以文明饰贪婪、以圣贤之言粉饰利己之实，与真正的为学精神背道而驰。墨家重实践、贵实行，提出“言必有三表”，倡导知识须“原之、用之、本之于百姓耳目之实”。他们非为诵经而读，而为明义利人、身体力行。读书若不能引发行动、推动改变，不过如藏刀于鞘，寒光虽利，终无所用。王夫之（船山先生）亦主张“知行相资以为用”，强调“学非空言，必见诸事功”。他批判那些空谈性命、不切实际的学问，提倡以实学致世用，读书须识时务、通大势、立胆魄。若读书只为一己之私，甚至精心算计、磨利爪牙，成为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则确如朱光潜所叹，“书读到了狗肚子里”。当今亦不乏以博读自炫而内无良知、外无肝胆者，藏书满架却心灯早灭，可谓买椟还珠，失读书真义。读书的终极目的，在于明是非、养胆魄、致实用。它不应是独善其身的修习，而当成为兼济天下的准备。真正的读书人，应如墨者般践履、如船山般通变，将书中之义理，化为行动之勇气，于己立心、于民立命、于国开太平。惟有这样，读书才不止于纸上的光明，而是成为推动自我与时代向前的一股真实力量。

初先生🦄

2025-09-16 0 评论 0 喜欢

西部墨学院

孙中原：《墨经》与中国科学当代墨学研究与传播 2025年09月15日10:51 甘肃《墨经》与中国科学--E考据与元研究*孙中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摘要】公元前五世纪战国初，墨子创立墨家学派，经二百多年学术积淀，到前三世纪战国末，墨家各分支学派学术共同体，总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辩论与科学思维的成果，著作广义《墨经》六篇，构建各学科门类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古代科学整体推向新高度。《墨经》科学的范畴与原理，系统完整，意涵深湛，是中国科学的重镇、典型、典范与范式，微型百科全书，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联系接轨，融通互鉴。秦汉至清，两千多年宗法制的封建社会，执政官方独尊儒学，使儒学成为国家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主流基干，封建官方及其御用文人，动员全部国家机器与舆论工具，污蔑墨子是“禽兽”“名教之罪人”，竭力打压，必欲置墨家于死地而后快，迫使墨学中绝，《墨经》沦为冷门绝学。在当前中华腾飞，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互为镜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墨经》绝学抢救性、创新性与突破性的研究，有重要理论、历史、现实与前瞻性意义。用E考据（电子数字化考据）与元研究（总体超越研究）方法，阐发《墨经》深湛义理，梳理研究历史，总结研究方法，弘扬《墨经》科学人文精神与逻辑理性，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旷世伟业，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与强大的精神动力。【关键词】《墨经》；中国科学；范畴；原理；E考据；元研究【作者简介】孙中原（1938-），1956-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本科。1957-1961年，就读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与逻辑研究生班，师从杨献珍、艾思奇，研究生学历。1961-1964年，奉调中国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师从金岳霖、汪奠基、沈有鼎，研究中国逻辑史与古代文献。1993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逻辑学会监事会监事，中国逻辑学会原副会长。中国墨子学会顾问，中国墨子学会原副会长。燕山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逻辑、哲学与传统文化。著作80余种，论文400余篇。引言：研究宗旨公元前五世纪战国初，墨子创立墨家学派，经二百多年学术积淀，到前三世纪战国末，墨家各分支学派学术共同体，总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辩论与科学思维的成果，著作广义《墨经》六篇，构建各学科门类的理论体系，把中国古代科学整体推向新高度。《墨经》科学的范畴与原理，系统完整，意涵深湛，是中国科学的重镇、典型、典范与范式，微型百科全书，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联系接轨，融通互鉴。秦汉至清，两千多年宗法制的封建社会，执政官方独尊儒学，使儒学成为国家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主流基干，封建官方及其御用文人，动员全部国家机器与舆论工具，污蔑墨子是“禽兽”“名教之罪人”，竭力打压，必欲置墨家于死地而后快，迫使墨学中绝，《墨经》沦为冷门绝学。[①]在当前中华腾飞，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先进科学文化互为镜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墨经》绝学抢救性、创新性与突破性的研究，有重要理论、历史、现实与前瞻性意义。用E考据（电子数字化考据）与元研究（总体超越研究）方法，阐发《墨经》深湛义理，梳理研究历史，总结研究方法，弘扬《墨经》科学人文精神与逻辑理性，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旷世伟业，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与强大的精神动力。一、著作断代、元典流传与独特价值1.著作断代。考察战国时期诸子辩论的整体实况，根据庄子（前369年-前286）、韩非子（前280-前233）、吕不韦(前292-前235)等诸子的经典评论，参考孙诒让(1848-1908)、沈有鼎(1908-1989)的科学论断，整合《墨经》文本的语义、语法、语用与语境，确认作者是战国末前三世纪后期墨家的学术共同体，与荀子（前313-前238）、公孙龙子（前320-前250）同时代。《墨经》作者，有与荀子、公孙龙子等辩论的论题论证，文坛轶事，蛛丝马迹，历历在目。《墨经》概括战国时期科学思维与百家争鸣的丰硕成果。墨子后学，散居各地，自然聚集为许多小团体，是相对独立、平等发展的不同墨家学派分支，自称“墨者”，共尊领袖墨翟（dí，前476--前390），从不同角度，论证墨子“兼爱”“非命”等论题，在学派内外，激烈辩论抽象深奥的科学范畴与原理，共推精妙绝伦的科学理论硕果。《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说后期墨家分三派，比《庄子•天下》说两派，多出“相夫氏之墨”一派。广义《墨经》六篇，是分散各地的三个墨家学术共同体著作的集大成。《庄子•天下》说“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韩非子•显学》说“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其中“之弟子、之徒、之墨者、之属、之墨”等复数词，指一群人。先秦学派领袖，聚徒讲学，追随者甚众，动辄“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②]前三世纪战国后期，墨家仍是蓬勃兴盛的学术共同体。孙诒让考证：“《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盖即相里子、邓陵子之伦，所传诵而论说者也。”[③]《墨经》是墨子启蒙发端，后期墨家荟萃整合的佳作。沈有鼎主张发挥科学的想象力，根据庄子、韩非子与吕不韦诸子大家记载，详论《墨经》作者三派的学术样境。狭义《墨经》四篇，是学术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北方齐鲁墨者“相里勤之弟子五（伍）侯之徒”的著作，叫东方墨者、北方墨者，合称东北方墨者。《经下》科学原理论证论据的简括语用“说在”，即“论证的理由在于”。广义《墨经》，是狭义《墨经》四篇，加上《大取》《小取》二篇。《大取》在很多地方，与狭义《墨经》四篇，明显唱对台戏，学说较原始，涵义丰富，重形式趋势较弱，其论据的简括语用“其类在”，即“论证的典型类似事例在于”。《大取》作者是“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居楚，在河南南部邓陵（邓州），以邑为氏。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子后语》说：“楚公子食邑邓陵，因氏焉，据此，则邓陵子盖楚人。”《小取》是中国逻辑的简明教学大纲，作者是“相夫氏之墨”。韩非子说，在以上两派外，有“相夫氏之墨”，是西方墨者（秦国墨者，秦墨）。“相夫氏之墨”，未参加以上两派的争论，满足于《小取》完整简明，而晚出的辩学体系。[④]《庄子•天下》称《墨经》，晋鲁胜称《墨辩》《辩经》，总结当时百家争鸣与各门科学知识，是天下第一奇书，微型百科全书，贯彻彻底的无神论，是中华民族传统科学精神的典范。《庄子•天下》等经典的记载，道出《墨经》著作断代，科学精义产生的机理。《墨经》记载墨家与公孙龙学派辩论“坚白盈离”，与荀子学派辩论“杀盗非杀人”“爱人不外己”等论题，确证广义《墨经》六篇，是战国末前三世纪后期墨家的著作，与《荀子》《公孙龙子》等同时，有学派往返辩论的记载，有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海量著作的实录证据，是中国现代学术精英研究的结论共识。不能把《墨经》全部或部分写作年代，提前到战国初期(前五世纪)墨子生时。这是百年来学者科学考辨的正确结论。思想史发展规律，带有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同样的客观必然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必先有辩论的充分展开，然后才有对辩论规律的系统总结。生于战国初(前五世纪)的墨子，绝不可能预见到战国中后期(前四至前三世纪)诸子辩论的具体题目与论证细节，不可能提前两个世纪，在前五世纪，对辩论在前三世纪的最新发展，凭空作出超前的系统总结。社会历史发展，可用地下发掘少量实物残片实证，思想史发展规律，可用大量科学范畴与原理的依次进展佐证，二者具有同等程度的科学论证价值。思想史发展规律，必然经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辩证思维进程。拉法格论“抽象思想的起源”说：“词的意义的相继发展的历史解决了第一个困难；它给我们指出具体的意义往往先于抽象的意义。”[⑤]比较墨子“十论”与《墨经》，比较墨子对“类”“故”概念的具体运用与《墨经》对“类”“故”范畴的抽象定义，理论升华，确证拉法格所说思想史规律的客观真理性。《墨经》科学范畴与原理，是墨学发展到高峰时期的理论结晶，是墨学发展的客观事实。狭义《墨经》四篇的架构逻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犹如一块整钢打造的钢板。不能把狭义《墨经》四篇，人为割裂，说其中一部分是墨子写，一部分是后期墨家写。更不能颠倒历史，说战国末理论概括程度更高的《墨经》，是前五世纪墨学初创期，为墨子亲手所写，而理论概括程度更低的“十论”，反倒是战国末墨子后学的通俗宣传。杨宽与杨俊光说，《墨经》产生在前，“十论”产生在后。杨宽说：“《墨经》为墨子自著。”“《尚贤》十论，皆后学所作。”“《墨经》之论，全以理据，无浅陋迷信之言，惟学理既深，难以语俗，乃不得不借助于社会迷信，以图发展其说，又不得不以理论改至通畅，以应世俗，此或《尚贤》《尚同》十论之所以作也。”杨俊光说：“‘十论’是由《墨经》推衍而成。”“《墨经》与‘十论’的关系，杨宽书认为：《墨经》所述为墨家的要旨，又其论‘全以理据，无浅陋迷信之言，惟学理既深，难以语俗，乃不得不借助于社会迷信，以图发展其说，又不得不以理论改至通畅，以应世俗，此或《尚贤》《尚同》十论之所以作也。’就是说，‘十论’是由《墨经》推衍而成的，亦言之成理。王维庭以‘《墨经》是后期墨家的著作’，而谓‘就是‘十论’更高的概括和更洗炼的结晶’，恐与事实不合。”杨俊光说的“杨宽书”，指杨宽著《墨经哲学》。杨宽认为“《经上》《经说上》墨子自著”，杨俊光称赞：“对于这个争论（指《墨经》作者之争），杨宽书一语中的。”“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种说法，与中国现代学术精英主流科学论证的结论共识恰相背反，缺乏逻辑与历史分析，忽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再到理性具体的思维辩证发展历程，违反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辩证逻辑原理，前后颠倒，是非混淆。[⑥]2.元典流传。《墨经》元典流传，至今最早见于明正统十年（1445），张宇初等奉命校刊《道藏》。明《道藏》据宋刊本，收《墨子》五十三篇，比《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遗失十八篇。《道藏》收《墨子》卷十至十一，篇次第四十至四十五，顺序为《经》《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称广义《墨经》。《道藏》收《墨子》，是《墨子》流传至今，可见最早最全、最完整可靠与权威的文本，从中可窥见墨学的整体面貌与《墨经》深广精湛的科学义蕴。3.独特价值。《墨经》价值独特，是诸子辩论与科学认知的总结，是墨学发展到高峰的惊世硕果。《墨经》概括中国传统科学，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在同一时期的世界，一枝独秀。《墨经》的科学范畴与原理，与世界科学相通，有重要理论、历史、现实与前瞻性意义。《墨经》学理精湛，价值连城。《墨经》的显著特质，是浓缩中国传统科学，凝聚微型百科全书。《墨经》有当时世界顶级的光学知识，启迪最新科技发明墨子号量子卫星创意。《经说下》第130条记载精密科学实验，发现地面对悬挂物体引力。《墨经》有当时世界顶级的逻辑系统，与古希腊逻辑，印度因明，三足鼎立，交相辉映。清中叶以来，《墨子》文本校勘、训诂与考据风盛，崇高价值，渐被认知。《墨经》创新发挥论证墨子兼爱说，尚功利，重人为，把墨家逻辑与科学创造，推到极致，攀至高峰。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前期墨家注重伦理和社会生活，后期墨家注重逻辑与科学。”[⑦]狭义《墨经》讲科学，为人类贡献宝贵知识遗产，是现实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活水源头。百多年来，学人对墨学精义竞相深察，后出转精。狭义《墨经》，是世界顶级的逻辑与科学论著，巧传求故究原由，概括天人总规律，是墨学发展到新质的高级阶段，包含深厚的科学人文精神，对今人有重要的启迪借鉴价值。从专讲逻辑与科学的意义上说，《墨经》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典籍，都更有价值。《墨经》作为古代微型的百科全书，涵盖各门学科，是墨学精华，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有重要的现代世界价值，是中国古代幸存的逻辑科学宝典。2020年1月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Azoulay）世界逻辑日（WorldLogicDay）致辞说：“不论是从亚里士多德或欧几里得、莱布尼茨或斯宾诺莎的著述中，还是从中国墨家学派到印度正理学派创始人们的典籍中，我们都能看到，逻辑研究千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数不胜数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所谓中国墨家学派的典籍，指《墨经》。《墨经》逻辑，是先秦诸子辩论与科学思维的杰出成果，是世界公认的优秀文化遗产。区分广狭二义《墨经》，对文化史研究，意义非凡。狭义《墨经》，从自然本身解释自然，不掺杂任何鬼神迷信因素，是彻底的无神论，当时世界顶级的科学人文学知识，是墨学发展史上的辉煌进展，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历史绝唱。胡适说：“这四篇著作（狭义《墨经》）成为一组，里面有逻辑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和语法规则、数学、力学、光学等方面的理论。”“这四篇著作是现在仅存的古代中国科学成就的证据。”“它们完全没有超自然的、甚至迷信的色彩”。“毫无疑问，这些作品是一个科学时代的产物。”在专讲科学的意义上，定性《墨经》是“真正有价值的唯一著作”。[⑧]胡适留学美国，师事杜威，钻研《墨经》，用英文撰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开创现代墨学研究新范式。胡适说：“《墨子》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从鲁胜以后，几乎无人研究。”“到了今日，这几篇二千年没人过问的书，竟成了中国古代的第一部奇书了！”“《墨辩》六篇，乃是中国古代第一奇书。”[⑨]《墨经》专讲科学人文知识，在当时世界独一无二。《经上》是各门科学范畴的定义、划分与简单命题。胡适说：“《经上》篇全是界说（定义），文体和近世几何学里的界说相像。”[⑩]《经说上》是对《经上》的解释说明。《经下》是逻辑与科学的定理与论证。胡适说：“《经下》篇全是许多‘定理’，文体极像几何学里的‘定理’。”[⑪]《经下》《经说下》并列，是浓缩论证的格式，便于诵读记忆。狭义《墨经》结构，见表1。表1 狭义《墨经》结构序号篇名内容著者1经上科学范畴定义、划分、简单命题100条东北方齐国墨者相里勤弟子五侯之徒2经说上科学范畴定义、划分、简单命题的说明3经下科学原理论证183条4经说下科学原理论证的说明狭义《墨经》183条，有71条专讲逻辑，占近40%的比例。《墨经》全文，都用逻辑架构方式。狭义《墨经》，全部都是自觉运用“辩学”“名辞说”（概念命题论证）的形式表达，无一例外。《小取》是中国古代逻辑专论，《大取》论重要的逻辑、辩证法与伦理学原理。《墨经》包含古今中外常用的普遍真理，概念范畴，命题论证，有“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科学理念。[⑫]二取结构，见表2。表2 二取结构序号篇名主旨著者1大取逻辑学、辩证法、伦理学原理南方楚国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2小取中国逻辑简明教学大纲西方秦国相夫氏之墨《墨经》是墨学总结阶段的精华荟萃，是当时中华民族认知与改造世界的最高理论总结。杨向奎说：“一部《墨经》等于整个希腊。”[⑬]《墨经》是浓缩的古希腊与古中国。《墨经》表述的基本特点，是凝练浓缩，一字千金，意蕴深湛。《墨经》字数，见表3。表3 《墨经》字数狭义《墨经》《经上》529《经说上》1445《经下》850《经说下》2890共5714广义《墨经》《经上》529《经说上》1445《经下》850《经说下》2890《大取》1775《小取》916共8405古汉语表述简练，《墨经》尤甚。古用“简牍”（竹简木片）作为书写材料。诸子大家，学派领袖，动辄“其书五车”，携带不便。墨家集团成员，游士说客，巡游各地，《墨经》浓缩简练，便于储存深刻复杂的知识精义，预留诠释发挥的思维余地。《墨经》是有开端，无终点，有预想，待完善的中国文化科学化、逻辑化的理想蓝图。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⑭]《墨经》义理，包含现代逻辑与科学的胚胎萌芽，值得说明与发挥。二、《墨经》知识分科与形成机理1.知识分科。《墨经》科学知识的分科研究，有其合法性、必要性、可能性与必然性。狭义《墨经》，是墨学的最高成就，概括中国传统科技知识，推出微型百科全书，由战国末前三世纪墨者创造性综合。现代研究，分门别类，是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综合，分析，在新的基础上再综合，体现“正反合”螺旋式上升的辩证逻辑理论构造。《墨经》微型百科，业已初始综合；现代研究，始于恰当分科，终于创新综合。《墨经》学术分科研究的合法性，根源于现代科学研究运用分析方法的必要性。恩格斯说：“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的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⑮]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须臾不可离。没有科学分析，称不上科学研究。现代科学研究，没有科学分析，就没有科学综合。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是辩证逻辑的科学研究方法。《墨经》的初始综合原生态，是现代科学研究分门别类，分析与综合结合操作的对象、基础和起点。研究《墨经》科学，引进现代科学分析方法，借鉴现代世界科学分类法。不用现代科学分析方法，拒斥现代世界科学分类法，必将寸步难行。《墨经》科学的分科研究，创新解释《墨经》各学科的范畴与原理，是《墨经》研究与现代世界科学的融会贯通。《墨经》科学分科十八门。自然学科五门：光学、力学、简单机械学、数学与物理学。人文学科十三门：逻辑（逻辑学）、本体哲学（世界观，宇宙观，本体论，存在论，形上学）、认知哲学（认知理论，认识论）、方法哲学（方法论）、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历史哲学（历史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语言文学、艺术美学与军事学。《墨经》科学分科，见表4。表4《墨经》科学分科一级学科序号二级学科自然学科1光学2力学3简单机械学4数学5物理学人文学科1逻辑（逻辑学）2本体哲学（世界观，宇宙观，本体论，存在论，形上学）3认知哲学（认知理论，认识论）4方法哲学（方法论）5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6历史哲学（历史观）7经济学8政治学9伦理学10教育学11语言文学12艺术美学13军事学2.形成机理。《墨经》专条总结各门科学知识形成的机理。《经上》第96条说：“巧传则求其故。”[⑯]探求世代相传手工技巧的原因与规律。《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然，是现状。所以然之故，是导致现状的原因。《经说上》第97条说：“法取同，观巧传。”观察、概括世代相传各种手工技巧的普遍法则。探究自然求其故，求故胜当波斯王。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注重探究自然的原因，写过许多关于天体、大地、声音、植物、动物等原因的著作。他说：“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⑰]阐明探求自然原因规律的科学理论意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技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前者知其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大匠师应更受尊敬，他们比之一般工匠知道得更深切，也更聪明”，“我们说他们较聪明，并不是因为他们敏于动作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懂得原因。”“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⑱]《墨经》作者是工匠理论家。墨家成员，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直接生产劳动者，墨子所谓“农与工肆之人”：农民与手工作坊的各种工匠。《鲁问》《公输》与军事各篇记载，墨子会做大车与各种守城器械，熟悉当时各种手工技巧。墨子经常提到当时各种手工技巧。《节用中》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墨经》各学科的抽象理论性条文，从墨者亲身体验的各类手工技艺总结升华，连带提到的手工技艺，有制革、制陶、冶金、缝纫、刺绣、制鞋、制铠甲与土石建筑等各类工种。诸子百家争鸣辩论分化与特化的结果，各种因素的动力与张力，促使《墨经》作者专门总结中国科技知识，是当时墨家成员亲身从事各类手工技艺的理论升华。概括总结各类手工操作技艺，导致《墨经》各门科学知识诞生。工匠技艺的数学抽象，导致墨家数学的诞生。各种球面镜（凸凹镜）生产、质量检验与科学实验，导致墨家世界顶级系统光学知识的诞生。论述光线直线传播原理，分析“无宇”“无厚”无限小的光微粒（光量子，端）概念，启示墨子号量子卫星的创新发明。亲身劳动、亲手举重与抽象的理论思维，导致墨家力学定义的诞生。成员亲自参与土石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保障与学理论证，导致引力实验的设计，定义地面引力与自由落体定律。实践、实验、观察与抽象的理论思维，是墨家科学产生的方法、途径与机理。三、《墨经》科学的历史命运与传承创新1.历史命运。《韩非子·显学》总结战国学术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墨两家，是贯穿整个战国时期的显学，即最显赫著名的学派。秦汉以后，墨家中绝，《墨经》无人问津，沦为历史绝唱。[⑲]梁启超《墨子学案序》说：“本书既概述墨学之全体大用，而结论则太息于秦汉以后墨学之中绝。”“结论”说：“自汉以后，墨学算是完全灭绝了。”《墨经校释序》说：“《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梁启超感慨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逻辑）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⑳]胡适指出，《墨经》逻辑，“二千年来，久成绝学”。[21]沈有鼎说：“《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两千年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抛弃了这一宝物，让它埋在泥里。”[22]孟子攻击墨学，为墨学中绝，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作用恶劣。宋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说：“孟子辟（屏除，驱除，排除）杨墨，吾道方粲然。”“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孟子屏除墨学，孔孟之道才能鲜亮发光。《孟子·滕文公下》攻击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捍卫）先圣之道，距（拒斥）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兼爱上》明说“爱父爱君”，墨子从未提倡“无父无君”，孟子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率兽食人”，罔顾事实，不讲道理。孟子恶毒攻击，演变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官方打压墨学的雷霆霹雳，汇合为墨学中绝的强势外因。《四库全书》收入儒家著作，有二十四卷二十五处，长篇大论，恣意发挥，无限上纲，诬蔑“墨氏兼爱”，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认为洪水猛兽之害，见于一时，墨学兼爱之害，起于无形，遗祸永远。孟子攻击墨子，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视为对墨子的政治结论与人格定性，绝无翻案平反的一丝可能条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中，儒学界把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真理标准，是“以权威为据”“以众取证”的谬误类型，充斥霸道无理与心理相关型的诡辩。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恶劣的政治语言环境中，若有人为墨子说一丝公道话，与儒家传统议论稍有不合，即刻被株连定性为异端邪说，横遭围剿挞伐。清汪中（1745—1794）幼年孤贫好学，1780年35岁得“生员”（秀才）头衔，为“选拔贡生”。汪中搜集墨子论述，作《墨子序》，推崇墨学，说墨子是救世“仁人”，批评孟子诬枉墨子“无父”。汪中在《墨子序》中说：“彼（指墨子）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其以耳食，无足怪也。”墨子兼爱，是教育天下作儿子的孝顺父亲，孟子说墨子兼爱为“无父”，是冤枉墨子。“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孔墨孟三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是正常的学术现象，汪中这两句合乎人情事理，并无不妥的话，竟引来官方儒者翁方纲罗织罪名，猛烈攻击。翁方纲是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鸿胪寺卿，文渊阁校理，司经局洗马，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四库全书》八处提到翁方纲。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五说：“有生员（秀才）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方授楚说：“当时所谓‘名教之罪人’，重则足以砍头杀身，以此归罪汪中，足见其形势之严重。”[23]2、传承创新西晋学者鲁胜(265-316)，痛惜《墨经》学术“亡绝”。唐房玄龄等《晋书·隐逸传》引鲁胜《墨辩注序》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广义名辩学者，含墨家）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梁启超慨叹“秦汉以后墨学之中绝”“灭绝”，惊呼：“《墨经》，则秦汉以降，漫漫长夜，兹学既绝。”“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二千年。”[24]胡适说：“墨家的名学（指《墨经》逻辑）前后的历史，大概至多不出二百年，两千年来久成绝学。”[25]沈有鼎说：“《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两千年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抛弃了这一宝物，让它埋在泥里。”[26]郭沫若悼杜国庠诗：“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27]《墨经》研究，薪火相传，砥砺奋进，用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抢救性、开拓性与创新性研究，阐发《墨经》科学的范畴与原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精华，促进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联通互鉴。[28]《墨经》科学研究的主题，是《墨经》科学的范畴与原理。范畴，是大概念，基本概念，普遍概念，最高类概念。原理，是基本命题，普遍规律。《墨经》科学的范畴与原理，标志《墨经》是墨学发展高级阶段的成果，超越《墨经》科学发展的源头前期墨学。从前五世纪墨子的前期墨学，到前三世纪后期墨家著作《墨经》，是后期墨学，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由具体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由量变到质变的整体提升与超越的历史进程。用E考据（电子数字化考据）与元研究（总体超越研究）方法，从11亿字《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电子版，50亿字《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电子图书馆等海量数据，全面检索考辨古籍资料，提供精准可靠的实证论据。[29]用元研究方法，梳理《墨经》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进程，重构《墨经》科学范畴与原理的理论系统，体现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辩证逻辑原则，是笔者长期研究《墨经》科学的理论总结。参考文献孙中原墨学研究举要1.《墨子及其后学》（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1993年修订。收入《墨子大全》第7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收入“中国读本”丛书，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年版。2．《墨学通论》（国学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收入《墨子大全》第7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3．《墨者的智慧》（中华文库），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2003年再版，更名《墨子说粹》；收入《墨子大全》第7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4．《墨学与现代文化》（诸子百家与现代文化丛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2007年修订版；收入《墨子大全》第7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5.《墨子鉴赏辞典》（古代经典鉴赏系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6.《墨翟与》（经典哲学名著导读），中国台湾台北五南出版社2012年版。7.《墨子解读》（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8.《墨学七讲》（人文大讲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9.《墨子与墨学》(中国文化经纬)，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10.《墨子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11.《墨学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12.《墨子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13.《墨学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14.《墨学与中国逻辑学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15.《墨学与现实文化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16.《墨经趣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读物），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17.《墨家》（诸子百家普及丛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墨学百科全书》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4FZXA005。[①]孙中原《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光明日报》2019.10.12，第11版。[②]《孟子·滕文公下》《论衡·刺孟》。[③]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智点校，收入《墨子大全》第18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页。[④]“东北方墨者”是齐鲁墨者，常居齐鲁，在山东东北部。“南方墨者”是楚国墨者，在河南南部。西方墨者（秦国墨者，秦墨），被秦相吕不韦征召，参编《吕氏春秋》。《沈有鼎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⑤]拉法格《思想起源论》，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7页。[⑥]杨宽《墨经哲学》，重庆正中书局1942、1946、1947年版。台北正中书局1959、1974年版。《墨子集成》第42册影印，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墨子大全》第44册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杨俊光《墨经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杨俊光《墨子新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⑦][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⑧]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2、57、77页。[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3、31页。[⑩]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8页。[⑪]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90页。[⑫]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6页。[⑬]任继愈等编《墨子大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68册，第52页，第73册，第31页。[⑭]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⑮]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1971年版，第200页。[⑯]本文引《墨子》，只标篇名。文字校勘、训诂与《墨经》条目顺序号，见孙中原《墨子解读》（国学经典解读系列教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参校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检索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四部丛刊》全文检索电子版，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2001年版；[英]德龙DonaldSturgeon：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ChineseTextProject，http//ctext.org/zh）电子图书馆；严灵峰编《墨子集成》，中国台湾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任继愈等编《墨子大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⑰]《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3页。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2页。[⑱]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页。[⑲]孙中原《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光明日报》2019.10.12，第11版。[⑳]梁启超：《墨子学案》，《墨子大全》第2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2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4页。[22]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23]方授楚《墨学源流》，北京：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215页；《墨子大全》第4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24]梁启超：《墨子学案》，《墨子大全》第2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2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4页。[26]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27]郭沫若《序》，载《杜国庠文集》卷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28]孙中原《绝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中州学刊》2021年第6期。[29]《诸子百家•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线上开放电子图书馆，为中外学者提供中国历代传世文献，通过电子科技探索新方式与古代文献沟通，收藏文本三万多部，五十多亿字，是历代最大中文文献资料库。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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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9-15 0 评论 0 喜欢

蕉风言辞

6月30日下午，应珠海市政协邀请，北师香港浸会大学（BNBU）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助理处长黄蕉风博士在市政协读书交流会上，以“墨家探秘：从历史到现代的解读”为题进行学术分享。本次活动是市政协推进“书香政协”建设、促进委员与社会各界思想交流的重要举措。  黄蕉风博士从墨家思想的核心要义、历史流变与现代价值等多个维度展开系统阐述，结合其多年在墨学、国学现代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与会者带来深度而富有启发的解读。现场交流气氛热烈，与会政协委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北师香港浸会大学(BNBU)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一贯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此次黄蕉风博士的讲座，不仅展示了我院学者的学术素养，也体现了高校智库服务社会、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   市政协主席王开洲，副主席彭洪、李秉勇等领导出席活动。黄蕉风博士简介   黄蕉风，墨学研究者，“墨学复兴运动”推动者。香港墨家教育协会创始人，深圳墨门书院副院长，珠海“墨子大讲堂”主理人、厦门墨客书院执行院长。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哲学博士（内地第一个“选堂博士”）。在电影、中国语言文学、基督教研究、神学研究、佛学研究、跨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不同领域分别取得多个学位。出版个人学术专著三部，主编国学研究文丛——《墨教文丛》三辑。学术论文、学术观点及个人事迹见刊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及《诸子学刊》《国学与西学》等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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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墨学院

李庭绵：蘸墨绘孔——墨子与康有为的“孔子创教改制”说当代墨学研究与传播 2025年09月11日10:46 甘肃作者简介：李庭绵，女，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系教授。一、引言   过去几十年，学界积累了成果丰硕的康有为研究。康有为以其独树一帜的儒学主张来支持其变法运动。在变法失败后，他依然在政治活动中持续推广并发展其儒学主张。因此，许多研究致力于阐释他的儒学主张及其背后的政治关怀，对于他的论证或论证策略则尚无深入的讨论。这并不是学界的“疏漏”,而是康有为的写作风格确实缺乏“学术气息”,其考据方法在当时就已经饱受各方评价。例如，钱穆批评他的儒学理论建立在史料的穿凿附会之上。就连盛赞康有为的学说撼动学界的梁启超，也批评康有为刻意曲解或忽略某些文本证据。这些或许让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康有为儒学的价值在于政治关怀与独具新意的主张，但其儒学主张缺乏系统性的论证，仅是穿凿附会地捏造出一个奇特的“孔子”。根据他的主张，孔子与他所批评的刘歆一样是伪造经书以干预政事的人，还是一位教主、一位创教之圣。   笔者固然同意梁启超与钱穆等人对于康有为举证瑕疵的批评，也同意康有为所理解的“孔子”背离传统的主流看法而让人难以接受，但这不表示康有为没有提供具有相当程度的效力与系统性的论证。一方面，虽然《论语》中的孔子“述而不作”,主流观点也认为儒学是一套修身成圣的伦理学，但这不表示孔子创作经典以积极干政的教主形象必然悖于真相。就《论语》的权威性来说，有些学者未必同意《论语》是真实记录孔子言行的先秦作品。就算我们接受《论语》的权威性，它所记录的孔子的言论也未必都必须在字面意义上为真1。另一方面，笔者曾在他文论证，儒家有许多看似是伦理学的讨论，未必是关心伦理学议题本身，而或许是借助某些已经存在的伦理价值来支持特定政治主张与行动2。所以，康有为所理解的孔子，在笔者看来或许并不完全违背直觉。再者，就推理方法来看，虽然康有为对于个别证据的论述有瑕疵，这未必使得他的论证失去整体效力。理由是：第一，有效论证(validargument)未必是健全论证(soundargument),尽管康有为的前提有时是经过他加工处理的“证据”,但这未必影响其论证的整体效力；第二，他独特的“诸子学转向”论证，使他的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若暂时搁置康有为个别“证据”的问题，把焦点放在他对诸子(尤其是墨子)与孔子关系的论述上，我们将能理出一条清晰的论证思路，而且这个论证具备某种意义上的效力。因而，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先解释为何先秦诸子，特别是墨子在康有为的论证中占据关键的位置；再简述康有为如何运用墨子来建构他的论证；最后探讨康有为“墨子论证”的效力问题。二、诸子在康有为论证中的价值   众所周知，康有为较为突出的儒学主张有如下三点：(1)古文经乃刘歆所伪造，今文经才是出于孔子之手的正宗儒家经典3;(2)孔子著述群经以遂其托古改制之目的；(3)孔子为创教之圣、儒教之教主4。这三点主张在《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中反复出现。尽管这些主张都是关于六经与孔子的本质，但其论证却不是来自于六经与孔子，而是依赖于康有为对先秦诸子的认识，尤其是他对于《墨子》一书的看法，以及他对于先秦两汉关于墨子的论述的理解。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的开篇明确交代了这个论证思路，即他将暂时抛开经书与孔子而转向先秦诸子：   孔子改制之说，自今学废没，古学盛行后，迷惑人心，人多疑之。吾今不与言孔子，请考诸子。诸子何一不改制哉?……今揭诸子改制之说。诸子之改制明，况大圣制作之孔子，坐睹乱世，忍不损益，拨而反之正乎?5   康有为的论证策略是暂时搁置经书与儒家文本，改由诸子学来看待这个议题。他采取该策略的理由是：这个儒学争论之所以产生，恰好是因为众人在同样的经书与儒家文本中读出非常不同的孔子，所以继续争论如何诠释这些文本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把其他文本也考虑进来，而需要考虑的其他文本自然是诸子文本。康有为提出一个符合直觉的理由，即孔子也是“子”,且孔子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是诸子之首。既然如此，我们只需要理解诸子在做什么，就能知道孔子在做什么。如果孔子不是跟其他诸子从事一样的事业，他在概念上就不可能会是诸子之中最为杰出的。就好比我们不会认为一位学者是最伟大的学者，因为他的学术成果比全世界的厨子做的菜还优秀。   基于这个思路，康有为认为，当先秦诸子都为了救世之弊而致力于改制时，作为诸子之首的孔子应该是诸子之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改制之士。因此，《孔子改制考》虽名为“孔子”改制考，但其内容却是诸子创教改制考，其目的是用来凸显“孔子是创教者、托古改制者、经书作者”这一主张的合理性。在康有为看来，先秦诸子都在做这些事，而墨子尤其是最好的范例。   墨子在康有为论证中的地位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尤为显著：该书的《诸子创教改制考》与《诸子改制托古考》皆首列墨子，讨论墨子的篇幅比其他诸子都长。墨子对于康有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顺着康有为“诸子学转向”的论证思路，墨子自然成为最明显且最具有说服力的例证。原因有四：(1)与其他诸子相比，墨家在思想与群众组织上具有较强的宗教特征；(2)与其他子书相比，《墨子》一书相对较常引用经书；(3)墨家提出许多政策建议，诸如节用与节葬等；(4)先秦两汉文献经常出现“孔墨”与“儒墨”并称的论述。第四点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康有为说：“战国与孔子争教，惟墨子，故诸子书，皆儒、墨并称。”6康有为认为，先秦两汉学者之所以经常并称“孔墨”、“儒墨”,是因为这些学者意识到两者有高度相似之处。这个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创作经书、意在改制的宗教，而它们之间的纷争在本质上就是政教之争。   孔子未生之前，制度政教皆无定。当时诸子各有改制之心……皆欲自立教，每托古以明权，孔子乃发愤而改制。故诸子所称，皆儒、墨并举。与孔子争教者，墨子也。诸子之教，以老、墨为最老辈……孔子劲敌者莫如墨子，老子不及也。7三、康有为的“墨子论证策略”   解释为何墨子在康有为的论证中扮演重要角色后，接着将呈现康有为如何运用“孔墨”与“儒墨”并称、墨学的宗教色彩、《墨子》的经书引文与政策建议来描绘孔子的“真实样貌”。康有为的论证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用先秦两汉频繁出现的“儒墨”与“孔墨”来指出时人认为孔子与墨子极为相似；第二步，论证两者的相似处在于他们都编撰自己的经书；第三步，论证两者都是托古改制者；第四步，论证两者的另一个相似点在于他们皆是创教之圣。以下逐一讨论这四个论证步骤。   第一步：早期作者经常“孔墨”与“儒墨”连称   为了论证孔墨皆著经以托古改制，康有为特别强调早期文献中的“儒墨”与“孔墨”论述。他认为这些论述表明古人知道孔子与墨子两人皆意在托古改制。有趣的是，尽管康有为的目的在于推尊孔子与孔学，却把一般认为是在批判儒家的《韩非子·显学》视为是最有力的证据：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8   历来诠释者认为，韩非子此语是在批评儒家与墨家“捏造历史”与“自我矛盾”。但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却反复不断地引用它，证明韩非早已看出孔子与墨子两人的相似处在于假借先王的名义来推广自己的制度理念：   同是尧、舜，而孔、墨称道不同。韩非当日著说犹未敢以为据，非托而何?不能定尧、舜之真，则诸子皆托以立教，可无疑矣。9   类似的论证也屡见于同书的《孔子改制托古考》: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可见当时托古于先王之风，韩非犹及知之。10   韩非言：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可见“六经”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托之，以明其改作之义。11   康有为利用《韩非子》的“孔墨”与“儒墨”论述来证明：孔子与墨子都企图用他们所编织的古圣先王之道来支持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改制方针；如果不是如此，便很难解释为何两者皆道尧舜却取舍不同。   第二步：用《墨子》论证孔子为经书作者   康有为的第二步是论证孔、墨托古改制的方式是编纂自己的经书。他用《墨子》中的经书引文来指出墨家有不同的经书版本。相比于其他子书，《墨子》明显有较多的《尚书》引文。康有为不是第一位使用《墨子》来讨论《尚书》史的学者12,但他的目的与一般《尚书》学者不大相同。他所关心的问题并非是原始《尚书》的样貌，相反，他试图论证并不存在所谓古圣先贤著作然后流传到诸子手上的原始《尚书》。换言之，没有所谓的原始本《尚书》,即使有一个共通的底本，诸子各自也有其改编的版本。于是，康有为用《墨子》中的《尚书》引文来论证墨子自己编写了自己的《尚书》。康有为的目的是想提出，如果墨子编撰了自己的《尚书》,孔子可能也做了同样的事。   《书》经孔子所论定者，凡二十八篇。余则孔子所未定之《书》……且《汤誓》为今学，而墨子引之为《汤说》,凡三条，则百篇所无之名矣。如以“说”为文误，不应三条皆误。如以为异篇，何以《书序》无之?13   康有为在这里指出，《墨子》引用了3次不见于百篇《尚书》中的《汤说》篇。由于总共出现3次之多，传钞错误的可能性并不高，比较有可能的情况是这就是墨家本《尚书》所独有的。也许有人会反驳康有为，即使《墨子》提到的《尚书》篇章不见于百篇书序，也未必表示这些篇章不在孔子所见的《尚书》中。但康有为用了更多例子来论证：学者不应该先入为主地预设《墨子》的《尚书》与真正的孔子《尚书》是同一版本。他指出，《墨子》的《尚书》引文中有些片段出现在今文《尚书》,但这些片段在《墨子》中却有不一样的篇题；还有一些情况是《墨子》提到与今文《尚书》一样的篇题，但当中所提供的引文在相对应的今文《尚书》篇章中却找不到。   难者又曰：[…]诸书所引者，乌知其必非孔子之《书》?曰：《墨子》引今《甘誓》以为《禹誓》(《明鬼》)。再引《禹誓》,又不在今《甘誓》中(《兼爱》)。引今《汤誓》以为《汤说》(《兼爱》)。别引《汤誓》,复不在今《汤誓》内(《尚贤》)。则其所见显非孔《书》。14   康有为认为，这些现象表示《墨子》的《尚书》很可能是一个独立版本。当然，他的论证并不足以支持这么强的结论。即使《墨子》所提到的《尚书》与其他我们所知的版本有很多出入，也不表示墨子或墨徒自己撰写了一部《尚书》。然而，康有为所提供的论据确实足以支持一个比较弱的主张，即墨者可能改编或见过一部不同版本的《尚书》。这个可能性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有一本真实的、独一无二的、古圣先贤所著作的、并为诸子所传述的《尚书》”的说法。这一可能性也指向了另一个可能性，即有可能在诸子时期便有各式各样的《尚书》版本在流传甚至是被重新编写。顺着这个结论，康有为接着论证：诸子之所以编纂他们自己的经书，是为了要进行“托古改制”。同样，墨子在这一步论证中扮演关键角色。   第三步：用墨子论证孔子著经以托古改制   在论证墨子有其独立的《尚书》版本后，康有为接着论证墨子著作经书的目的在于托古改制。康有为的论证方式是突出《墨子》本《尚书》与今文《尚书》不符的地方恰好正符合墨家思想而背离儒家思想，而今文本的对应部份则恰好是符合儒家思想而背离墨家思想。换言之，墨子本《尚书》是依据墨家思想的需要编写的，而今文《尚书》是依据儒家思想需要而撰写的。康有为以墨家的“非命”为例，解释墨家反对“命”的观点，所以《墨子》本《尚书》没有提到“命”。相反，孔子本《尚书》就对“命”抱持正面的看法：   墨子谓三代先王不言命。夫先王，禹、汤、文、武耳，而《书·般庚》有曰：恪谨天命。《金縢》又曰：无坠天之降宝命。皆显明言命者。今书中不可缕指。然则墨子之言“非命”,非托之先王而何?墨子托先王以非命，孔子之言命，亦何莫非托先王以明斯义哉?15《仲虺之告》、《太誓》之言，皆墨子之书，绝不言命，与今书不符，可知皆出于托也。16   康有为指出，根据《墨子》所引述的《尚书》,古圣王反对“命”的观点，但根据现世传本，古圣王却支持“命”的思想。因此，他论断墨子为了支持其“非命”思想而撰写了一本“非命”版的《尚书》来托古改制。这里，康有为提出，孔子可能也作了一部《尚书》,以藉古圣贤之口来传授自己的思想主张17 。   这个推论乍看之下似乎不能成立，因为“命”这个字在古汉语中本来就存在歧义；今本《尚书》中的“天命”与“宝命”的“命”、墨家“非命”所非的“命”是不是一回事，仍是需要解决的诠释问题。然而，康有为确实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墨子》所呈现的《尚书》与现存《尚书》存在一些明显的表面分歧。这些分歧使我们理由去审慎思考这个问题：孔子与墨子是否策略性地假托古代经典来宣扬他们的理念?若是如此，传述这些理念的经书，或许就不是儒、墨所声称的来自古圣先贤。   第四步：用墨子论证孔子为教主   康有为对于孔子的看法还有另一要点：他认为孔子不只是托古改制之圣，还是创教之圣、儒教之教主。关于这点，其论证手法也是转向先秦诸子，主张诸子之争在本质上即是“争教”,而各学派的领袖即为教主18。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特别强调墨学在思想及组织方式上皆具备宗教色彩。他反复指出墨子的尊天、信鬼等思想，还引用《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中的纪载，来说明墨家有相似于耶教的教皇、牧师或神父、门徒的组织结构。例如，康有为提出《吕氏春秋》中所说的墨家“巨子”就相当于是耶教的“教皇”,其所说的“墨者师”就相当于是耶教的“神甫”与“牧师”19。他还引用《淮南子》关于墨徒的段落，认为墨徒就相当于耶稣的十二门徒。他甚至据此表示，从早期文献来看，墨教的组织规模还远大于耶稣时的耶教20。   墨子、墨者与墨家思想虽然不是康有为的研究对象，却具有难以取代的论证功能。例如，康有为反复提及墨学中的“天”“鬼”等信仰，但从来不试图阐明这些概念在墨学中有何内涵，或是它们在墨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他的目的仅是为了凸显墨学的宗教性，并以此说明孔学也具有一样的特征。所以，在强调了墨学的宗教色彩后，他接着就把这些色彩归诸孔学。“若夫尊天、明鬼，孔学中固有之义，墨子不过窃而提倡。”21   康有为除了主张墨学的“尊天”“明鬼”思想是窃自孔学，还提出孔教如同墨教，亦具有教主、神父与门徒的宗教组织形态。他提到孔子在早期被看作是素王，而素王即是儒学之教主22。他还引用早期文献中的“孔墨”与“儒墨”论述，来论证儒家的“博士”相当于耶教的神甫牧师，而孔子弟子与墨家弟子一样，相当于耶稣的十二门徒23。这些例子显示，康有为认为古人经常并称“孔墨”与“儒墨”是因为他们认为两者极其相似，无论是在教义或组织结构上皆具有宗教色彩。四、康有为“墨子论证”的新意与效力   康有为的“墨子论证”看似与他的“孔子为创教改制之圣”说一样奇特。作为一个儒家的护教者，他毫无顾忌地拿着异端之徒的照片来给孔子绘制肖像：凡是墨子有的特征，他都一笔涂抹在孔子的脸上。他甚至搬出抨击儒家的《韩非子》来替他描绘的孔子肖像背书。康有为的论证对往后思想史的影响颇为深远。如很多学者曾指出的，他的做法似乎无法如他所愿地抬高孔子，反倒是出人意表地把孔子贬到诸子之列，激励了“疑古”与“崇墨”的思想。例如，康有为的变法追随者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似乎最终都由儒转墨。   然而，就论证本身而论，康有为“墨子论证”的效力恰恰在于它汲取了“以史证经”或“以子证史”等论证进路的长处，摆脱了自我循环与丐题的问题。正如康有为自己意识到的，他与当时学者的分歧来自他们对整体古代文献的理解的大规模差异，而不是对于特定古代文本的小范围的认知落差。所以，康有为与他的论敌的分歧不可能单凭引用一段《论语》或《孟子》等儒家文献的话，或是针对一本《公羊》或《周礼》的文句进行辩论就能消解；因为系统性的分歧伴随的是对于众多个别细节的共识的缺乏。所以，如果康有为引用儒家文本来支持自己的儒学主张，就有循环论证的嫌疑；而如果以他自己对于儒家文本的诠释来反驳别人的质疑，就有丐题的问题。这就好比某甲质疑某乙凭什么说《庄子》的思想呈现出道德的虚无主义，某乙就引用一段《庄子》原文说“因为庄子在这里就是这么说的”,但某甲正在质疑的恰好就是某乙凭什么认为《庄子》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康有为论证进路的优势，就在于他转向其他先秦诸子文本的策略。   康有为的“诸子学转向”论证回避了循环论证与丐题的问题，还提高某种意义上的论证效力。这个论证效力主要来自于他扩大了“被解释项”(explanandum)。此效力建立在一个方法论上的基本原则之上，即一个理论所能解释的东西越多，它的合理性就越高24。康有为“墨子论证”独具匠心之处就在于，它把《墨子》这本书的内容(如经书引文等)、先秦两汉对墨家的描述、先秦两汉对儒墨的描述都放进被解释项。换言之，他的“孔子创教改制”说能解释上述这些材料，任何人若想反驳他的主张，就必须先把他能解释的所有对象(如《墨子》的经书引文与《韩非子》的“儒墨”论述等)也都解释一遍。康有为的论证效力就在于此。如果我们接受康有为的主张，就能解释为何古人认为孔墨是一样的、为什么孔墨与儒墨都称道古圣王却对古圣王的政治主张有不同描述、为什么《墨子》的经书与其他版本的经书有系统性的差异、为什么《墨子》经书与其他版本的差异恰好反映它与儒家思想的分歧，等等。因此，任何试图批判康有为并建立自己儒学理论的学者都无法简单地诉诸四书五经来反驳康有为，还需要同时考虑康有为的理论所能解释的一切现象。五、结论   本文指出康有为论证“孔子为今文经作者”“孔子为创教改制之圣”等主张时采取了“诸子学转向”的策略，并建构出独特的“墨子论证”。康有为利用早期的“儒墨”论述与墨家思想及其组织形式的宗教色彩描绘出一个“教主孔子”的形象。他的“孔子著经以托古改制”主张也是藉由墨子来论证。这个论证由四个步骤构成。第一步，指出先秦两汉学者经常并称孔墨或儒墨。这点表示古人早已注意到二者的相似性，例如《韩非子·显学》暗示孔子与墨子的相似性在于两人都创作经书以假托先王来传扬自己的理念。第二步，指出今本《尚书》与墨家本《尚书》的系统性差异，藉此表明墨家有独立的《尚书》传本。第三步，指出这些差异是有规则可循的，即墨子本《尚书》恰好符合墨学思想却不契合今文本《尚书》的儒学思想。第四步，强调儒、墨在思想与组织结构上皆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进而提出孔子与墨子皆为创教之圣。这四个步骤彼此支持，形成一个有系统性的论证。康有为的“墨子论证”别出心裁地用墨子来勾勒孔子，更重要的是这个论证回避了循环论证与丐题的问题，并加强了他儒学理论的解释力。当然，尽管他的“墨子论证”在方法论上有某种意义的效力，但无法成为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论证，毕竟康有为的结论太强，强到使他的论证无论如何都显得薄弱。但透过分析康有为“墨子论证”的思路、步骤与效力，我们还是能发掘出他理论背后有条清晰且符合直觉的论证思路。更重要的是，康有为的论证策略提醒我们，儒学之争不可能全然从儒学的内部文本来解决，必须看得更广并扩大解释对象，从而追求一个整全的古代思想史图像。注释1SeeMichaelHunterandMartinKern,ConfuciusandtheAnalectsRevisited:NewPerspectivesonComposition,Dating,andAuthorship,Brill,2018.2SeeTing-mienLee,“‘Benevolence-Righteousness’asStrategicTerminology:ReadingMengzi’s‘Ren-Yi’throughStrategicManuals”,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Vol.16,2017,pp.15-34.3例如,“盖‘六经’皆孔子作也。《诗》、《书》、《礼》、《乐》,孔子藉先王之书而删定之;至《易》与《春秋》,则全出孔子之笔”。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对哪些经典是孔子著作或删定的观点一直在改变,例如同书第39页便出现其他说法。(参见[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9页。以下相关文献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详述。)4[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25页。5[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21页。6[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5页。7同上,第105页。8[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56—457页。9[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30页。10同上,第142页。11同上,第147页。12不少学者在康有为之前就已做了《墨子》与传世诸《尚书》段落的比照。(参见[清]魏源《魏源全集·书古微》,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63—166、77、92页。)13[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69页。14同上,第522页。15[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38页。16同上,第38页。17[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39页。18例如,康有为认为墨子、老子与孔子皆为创教之圣与教主,其门人弟子之间的争论乃“争教”。(参见[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15页。)19[清]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66、69页。20同上,第65页。21同上,第119页。22同上,第104页。23同上,第65页。24关于“扩大被解释项”的方法论原则,笔者在2014年9月捷克马萨里克大学(MasarykUniversity)的“Readingthe‘Masters’:Contexts,TextualStructure,andHermeneuticStrategies”会议上所发表的论文有详细讨论。(SeeTing-mienLee,“MethodologyofInterpretingEarlyMasters—ExplanatoryPower,Intertextuality,andCoherence”,TheBlurryBoundaryBetweenEthicalTheoristsandPoliticalStrategists:TheMeaningof'Ru-Mo’inEarlyChineseTexts,Dissertation.KULeuvenFacultyofArts,2015.)原载于《现代哲学》2021年第1期来源：梦觉与旦暮西部墨学院义人在上，世界充满爱和善良◎立足西部，创建当代墨学智库。13篇原创内容公众号3

初先生🦄

2025-09-15 0 评论 0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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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墨门书院大理分院、大理分院研学基地开业圆满成功

初先生🦄

2025-09-15 0 评论 0 喜欢

广场

墨翟老师教师节快乐——

AAA长尾野稚饲养中心

2025-09-10 0 评论 3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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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九月三号是举世震撼的日子，是值得中国热泪盈眶的日子，是能让今昔所有墨者展颜欣慰的日子。80年前，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无数普通人以血肉之躯所能爆发的最大能量，于鲜血、烈火与焦土中撕扯暴虐的侵略者，向着邪恶、劫掠与屠戮发出山崩地裂的反抗吼声。悲愤的血泪化作江河的狂澜，不屈的意志筑起丰碑的基座。如今的中国，不仅再没让外敌靠近国土半分，更手握令敌胆寒的王牌，以警戒的怒目紧盯一切国家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只要还有人将战争与霸权奉为圭臬，我们的利刃就将在他的头顶高悬；只要还有人在压迫与霸凌之下喘息，我们的呼声就将与他们同在。身为中国历史上尤其重视和平之珍贵与正义之力量的军事科学家、来自人民又深爱人民的实干哲学家，墨子曾经对“夺取胜利”有这样振聋发聩的论断：“督以正，义其名，宽吾众，信吾师”，依此之道“则天下无敌矣”。严明的纪律、正义的立场、团结的民众、可靠的军队，如今的中国，正是凭借这份遥相呼应的传承，走在一条建设光辉未来的大路上。对和平与光明的渴望，不仅燃烧在墨子的心中，澎湃在墨者的心中，更激荡在后世浪潮般前赴后继的所有中国人心中。墨守国门，英烈不朽。两千年薪火从未绝灭，十四亿儿女仍在前行。中国人的命，中国人的路，中国人的魂，从来都是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近墨者班

2025-09-04 0 评论 4 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