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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墨学院主办运营的融汇各种墨家理论研究、实体建设、文化创意的综合性公益性当代墨学平台。始终秉持“推发一条墨学文化资讯，提供一种墨学复兴路径”的宗旨与愿景。基础信息
创建于：2025-07-12 23: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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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爱无私墨学兴，尚贤有道西风劲。6月16日，武都墨学社、西部墨学院召开阶段性工作暨弘墨贡献表彰座谈会。社长及创始人崔壬杰就武都墨学社、西部墨学院创办七年多以来，团体及个人受邀参加中国墨子学会第十二、十四届国际墨子学术研讨会与中国墨子学会青年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议及会长（扩大）会议和安阳、日本研学，张北、内蒙古公益植树，中国墨子文化研究中心墨子诞辰2500周年学术研讨会，深圳墨门书院全球墨家文化科技高峰论坛暨十周年庆典，以及受邀参加在北京、成都、鲁山、西安、宝鸡等地举办的相关文化活动中对家乡的推介、所作的发言、提交的论文、获得的奖励、收赠的书物、交流心得体会、学术研究成果等产生的影响作了汇报。墨学社常务副社长李帅帅主持会议并作总结发言。会议表彰了陈郑云、姚永全、崔国林、李帅帅、李永康、靳永杰、曹毅、韩宏8人因在智库建设、发展策划、活动参与、文艺创作、物资支持等多方面各领域弘扬墨学所做出的贡献，崔壬杰向受表彰人员颁发证书。座谈会上，全体与会人员就西部墨学团体今后的发展方向、努力目标、实践形式等内容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并进行了研讨交流。韩宏向墨学院赠送《墨子七知》书法作品。当代西部墨学团体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2012年墨子思想“兼爱”被写进“丝羽人誓词”，后经历了武都墨学社、西部墨学院等文化团体十三年的艰难成长，形成如今东以在鲁中国墨子学会、滕州墨子研究中心为代表，北以在京中国墨子学会青年研究会及大西山墨子书院为代表，中以在豫鲁山中国墨子文化研究中心、河南省墨子学会为代表，南以在深墨门书院、在港墨家教育协会为代表，而西以在甘武都墨学社、西部墨学院为代表的五方墨学团体版图。“西部墨学院”将坚定不移的继承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赓续发展墨子及相里氏之秦墨与张澜先生、伍非百先生、方孝博先生等诸位先贤大墨们的学脉，“立足西部，创建当代墨学智库”，融合地方文脉，全力打造墨学文化景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摄影 xixi）
墨西西
2025-07-14 0 评论 0 喜欢
西部墨学院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真正认识到“尚贤者，政之本也”，为培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   “尚贤者，政之本也”这句古语，出自《墨子·尚贤上》，意思是说：崇尚贤能、推崇贤才、任用贤才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所在。    墨家思想的精华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在尚未执政之前，毛泽东等领导人更是一再推崇墨子。     墨子是替下层人民说话的思想家，其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尚贤、尚同、非命等主张，曾经风靡一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墨学兴盛时期足以与儒学相抗衡，由于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打压，墨学长期衰落，直到晚清西学东渐，国人才重新认识到墨学的价值，于是纷纷主张“墨学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墨学复兴达到高潮。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在1922年形容道：“就目下形势而论， 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 ”胡适直到1925年还如此描述：“现在大家喜欢谈《墨子》，墨学几乎成了一种时髦风尚。”这种思潮无疑会影响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将墨学与马列主义融通，并且躬身践行墨家精神。 ▍ 毛泽东：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1939年2月，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很有专业学术水准的信。当时，陈伯达刚刚写出《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以极大兴趣读完这篇3.6万字长文后，在信中对陈研究墨子称赞有加：“《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他还觉得陈伯达的文章标题平常，不足以体现对墨子的高度评价，建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这足以表明毛泽东对墨子的态度。   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他还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劳动者不得食”等于是墨家的信条“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现代表述，而推崇大禹也是推崇墨家思想的表现，因为大禹正是墨家理想中的圣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力倡导墨子之道，是因为墨家许多观点、做派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不谋而合，有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其实，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推崇并非延安时期才有，他在早年就已经不自觉地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他幼年起就爱看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比如《水浒传》等。直到1936年，他仍饶有兴趣地告诉斯诺：“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后世农民反抗，提出‘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一类的口号，成立宗教色彩的组织，很有当初墨家思想的痕迹。”因此，在反映浓厚墨家思想的《水浒传》等小说影响下，毛泽东早年就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墨家思想的熏陶。少年毛泽东除喜欢阅读有关农民造反的小说外，还特别同情农民，甚至很同情因为饥荒而造反的农民，而且将哥老会中一个被官府处决的农民领袖彭铁匠视为英雄，这表明他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这一点与讲究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墨家思想也是一致的。从生活习性也可以窥见个人思想倾向之一斑，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仍始终保持农民的生活习惯，非常艰苦朴素，这也是墨家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所接受的知识和观点对他后来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青年毛泽东的人格理想，“除儒家及其心性之学外，还有两个明显的思想渊源。一个是墨家，一个是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陈晋语）。毛泽东出身农民，来自底层，“如果说他对大本大源和圣贤仁人的追求，是明显接受了颇有士大夫气的传统儒家英雄主义人格理想的影响，那么，当他进一步摸索立志、修身做圣贤的具体途径的时候，重劳动、讲勤苦、求实效的下层社会的观念、习俗，自自然然地成为他的人生信念，影响他的人格理想，从而带有浓厚的墨家色彩”。对此，陈晋称之为“引儒入墨”或者“以墨填儒”。    谭嗣同作为近代著名湘籍维新志士，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巨大，而谭也非常崇拜墨子。其自述有谓：“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谭嗣同自愿为变法流血牺牲，真正践行了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宗旨。    青年毛泽东主张圣贤救世说，并且将墨子看成救世的圣贤。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批注道：“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牟尼）、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在他的《讲堂录》中也有与墨家尚力主张类似的笔记：“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渊薮也。”    毛泽东这些思想与五四时期知识界出现的“尊劳主义”“劳作神圣”等思潮非常一致，而“劳作神圣”等思潮的出现，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则是学界推崇墨学的结果和表现。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为了反对当时被视为封建统治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激烈反对儒学、曾经与儒学相抗衡的墨学作为批判儒学的武器，并且以西学视角重新诠释墨学，极力加以推崇。梁启超、胡适就是这方面的先驱和代表。     作为青年毛泽东偶像的梁启超、胡适对墨学极为推崇。梁自称是“极为崇拜墨子的人”，“论到人格，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    他醉心墨学，因《墨子》中有“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故自号“任公”。胡适也说：“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毛泽东在北大期间曾经听过胡适演讲墨子哲学。青年毛泽东以梁、胡为偶像，就不可能不受到他们推崇墨学的影响。    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不论寒暑都坚持冷水浴，还与萧子升故意不带分文，进行一次斯巴达式的行走和农村调查，另外一次类似的农村调查则是与蔡和森同行。这种“以自苦为极”的实践精神，正是墨家一贯提倡的。“显然，青年毛泽东对墨家的阶级出身、生活作风，行为方式，有着深深的共鸣。”毛泽东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他和蔡和森所组织的新民学会，从其对学会成员的各种规定看，更像是带有墨家性质的学团。    毛、蔡二人自同在一师求学时即引为知己，同气相求，“对于友辈和森最称道者为毛主席”，而毛泽东对蔡和森也非常敬佩：“那时，毛主席很佩服和森，其思想受和森影响甚大。”1918年至1919年前后，“和森只云他本人信仰共产主义及信赖俄人，但尚未云毛主席也信共产及俄人，只云毛主席也崇拜墨子”。当然，毛泽东后来也成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推崇墨子，直到延安时期他仍然认为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蔡和森：列宁与墨子理想相近    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文化特色是尊崇墨学、打压儒学，由五四新文化哺育出来的新青年，往往尊墨非孔。蔡和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杨昌济订阅了几份《新青年》，分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蔡和森对每一期都反复阅读，还经常和毛泽东、邓中夏等讨论《新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赞同《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抨击，而对墨子的学说产生了强烈兴趣。    蔡和森极为推崇墨子。墨家团体所具有的显著特点，诸如刻苦生活、自我牺牲、纪律严格、言行一致、分财互助等，几乎都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从传统文化角度看，也极像一位言必信、行必果、苦行救世的墨者。     1918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谈论手段与目的的信件中提出：“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此时蔡和森的思想已经在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但他本能地把墨家思想和列宁学说相提并论。1918年底和1919年初，他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上仍然大讲墨学。    唐铎的回忆让今人得以窥见蔡和森讲解墨学的许多细节：蔡和森带了许多有关墨子的书，滔滔不绝地给预备班同学讲解，还教他们怎么阅读。他很尊重墨子而不尊重孔子。起初，这种态度让同学们很惊奇，因为他们过去上学都是读孔夫子的书，还要拜孔子牌位，给孔子烧香磕头，很多人是非常尊重孔子的。后来，他讲得多了，同学们这才明白为什么要敬重墨子，于是就连那些尊重孔子的同学对墨子也肃然起敬了。     蔡和森经常给预备班同学讲墨子的故事。他说墨子为了阻止楚国进攻宋国，曾经一连奔跑十个昼夜，脚都磨破了，就把上衣撕破了包在脚上，继续赶路，终于跑到楚国，说服了公输班，说服了楚王，使楚宋两国老百姓避免了一场互相残杀。他还说， 墨子不仅是科学家、工程家，而且还是一位肯于苦身劳神而又求实的思想家，总是布衣粗食，生活得十分俭朴，并能自动自愿地为天下之人做好事。他认为墨子的一生苦行俭朴，以苦为荣，值得效法。    蔡和森向同学介绍说，墨子主张替天下人兴利除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墨子认为必须坚持“择务而从事”的精神，做什么事都要选择最要紧的先做，要讲求实际，不要死守旧规矩，不要专讲形式。墨子不赞成孔子那套麻烦的礼节和繁琐的埋葬仪式，而主张一切都要从简。    蔡和森还给预备班同学讲解说，墨子的中心思想是“义”，并要大家记住墨子说过的“万事莫贵于义”这句话，待人处世都要拿“义”去做衡量是非的标准。墨子说过，如果有人到人家果园去盗窃桃李，到人家栏厩偷牵牛马，或杀害无辜而夺取人家的衣裘，那都是不劳而获，都是不道德行为。在墨子看来，诸侯国之间发动战争互相残杀，总是平民老百姓吃苦，所以他坚决反对这种不义行为，而主张人们之间讲究兼爱、非攻，而且极力主张众生平等，不要有贫贱富贵之分，也不要有男尊女卑之别。    蔡和森很讨厌孔子那一套“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说教。他有时也讲老子、庄子，但最信仰墨子的学说，极为欣赏墨子讲平等友爱、替平民百姓办事的思想，似乎天下的人们都像墨子那样，就很理想了。所以他不仅反复宣扬，还要求同学们背诵墨子的文章，而且要大家向墨子学习。    后来，蔡和森接受了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就更尊重马克思和列宁了。在河北蠡县布里村学习期间，特别是后期，他就比较少谈论墨子了，更多的是谈论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劳农专政等最新鲜最生动的东西。那时他说过列宁在苏俄实行的政策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     对墨家思想的推崇，有助于蔡和森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尽早转变成为一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墨家思想的人民性与马克思主义服务于劳动人民、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宗旨是一致的。到达法国后，蔡和森在很短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就有了很深刻的理解，这同他认真研究墨子思想，吸收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其中的平等互助、同情劳动人民、讲求实际、忧国忧民等精神，是有很大关系的。    另据当时同在留法预备班学习且与蔡和森关系甚近的沈宜甲回忆：“和森受古人影响最大的为墨子，我也是如此。我二人谈到墨子，滔滔不绝，因为他不仅为先秦诸子之唯一科学家、工程家、实行家，而且是一哲学思想家。他的兼爱即众生平等，无富贵贫贱及男尊女卑之别；他的非攻即反对武力欺侮弱小；他又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即为全人类服务，不是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他一生苦行俭朴，正为我二人之模范。只有他信鬼不合科学精神，非乐又不合人类天性。那时，和森不信鬼而非乐，为百分之九十九墨子之徒；我不信鬼又喜乐，为百分之九十八墨子之徒。”    沈宜甲的回忆足以与唐铎的回忆相印证。沈感叹道：“我与和森细谈几个月，他的确也有些重复口号。对本国人只有墨子、谭嗣同、毛主席三人，对外则每每提及列宁，甚少提及马克思，因那时中国尚无此资料。”凡此种种，都足以充分说明蔡和森对墨家思想的推崇。    1931年，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随即被引渡到广州。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敌人残忍地杀害了他。蔡和森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真正为天下人而粉身碎骨。 ▍萧楚女：我们需要墨翟    萧楚女是中国共产党内靠自学成才的早期卓越领导人，曾经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任教员，直到1964年毛泽东还称赞说：“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萧楚女是党内早期研究土地问题、推动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1920年初，萧楚女参加恽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随后又到安徽宣城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与恽代英一起开展青年运动，号召青年“到民间去”，“改革社会”。    萧楚女认为人生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诗的生活”：回避现实，闭起双眼，不看社会上一切罪恶，而在想象中构造些适意的幻象，自娱自乐。另一种则是“逼视现实，不问现实是如何丑恶，一点儿也不畏怯，直从罪恶丛中通过——而猛勇奋斗，誓作一番澄清的工作，为人类开辟一条坦平大道，以度众生”。他觉得前一种是一般怯懦可耻的自私者的生活，后一种才是一般勇敢可敬的爱他者的生活。因此，他对墨子非常推崇：“凡是在宇宙生之大流里多少有些意义，在人间社会多少留下一点功业的，也就没有一个是过那种诗的生活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哪一个古今中外的伟人、哲士、贤者、英雄，不是逼视现实，直从罪恶丛中通过的？哪一个不是把自身做成一支蜡烛，点起‘为他’的爱之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让他蜡尽成灰而完事？”    萧楚女提醒青年们必须知道：“这种勇敢奋斗的生活，乃是要有相当的素养的——他并不能像诗的生活那样容易。倘若我们平素没有些坚忍、刚毅、耐劳、茹苦的锻炼，不能很严格地过一种极有条理，极有预算的自律生活——则我们便一定不能在临事时实行，在实行时持久，在持久中感着甜适，试看从前的墨翟是过的什么生活？试看现在的列宁又曾经过些什么修养？是严格的自律——论理（逻辑之意）的‘人生方程式’的价值，便可以看见了！我们若要成为一个‘人’，若要在我们的一生中表现些人的意义，我们是应当时时刻刻把我们的生活，带入那极艰苦的方程式里的！”萧楚女将墨子与列宁并列，极其推崇他们那种伟大的利他主义与严格自律。    萧楚女对孔子的评价不如墨子那么高，主要是因为孔子想做官，便不得不和现实“妥协”：“一个人无论是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居心纯洁也好，蓄念卑鄙也好，只要一有了个人生活的贪恋，他便不能不和‘现实社会’相妥协。 所以孔子虽圣却也不能不如民国国会议员，奔走于七十二君之前，而不能如墨翟之断然决绝以为反抗。 ”萧楚女甚至认为能像墨子那样断然决绝反抗黑暗势力，才算得上具备革命党人的基本素质。   萧楚女非常推崇墨子那种裂裳裹足、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你若时时想着‘社会’，时时多思‘社会’的事而少想到你自己的事，那便是一个良好的督责，那便什么伟大的事业都可做出——何患缺乏魄力？裂裳裹足，以急宋难；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无非是由于他时时刻刻只记得他人，不记得自己而已！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墨翟 ，不需要陶潜、李白。”     萧楚女还认为墨子的伟大人格与列宁相同，学习墨子有助于革命者祛除自身潜藏的种种个人主义：“我们要祛尽我们意识中所潜伏的这些个人主义的质素与倾向；我们便应当学墨翟，学孙中山，学列宁。他们都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数十年如一日。他们都有极伟大的人格，但他们从没有向别人夸示过一句。他们一生专向黑暗中做工作，专向困难污浊中求生活。他们绝没有和群众离开过。他们绝没有在言论、文字中鼓吹过自己的领袖才识——没有替自己做过一次广告。他们真是尼采所说的超人，他们不但是负重的骆驼（独任艰巨劳怨工作），他们还是猛勇的狮子，无畏的婴孩（他们一生不知计生死利害，永远站在革命的最前线）。”     1927年，萧楚女在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被捕牺牲，年仅34岁。  ▍恽代英：“现代的墨子”    恽代英身上带有鲜明的墨家色彩，对他知之甚深的萧楚女直接称他为“现代的墨子”。    据1916年就与恽代英成为好友、1917年就加入互助社的郑南宣回忆：“凡是代英所主张所提倡的事情，他总是以身作则。他对我谈到墨子，说墨子主张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他就是以这种精神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种子。他没有丝毫自私的想法，举凡在互助社时所创办的启智图书室、《新声》刊物、利群书社、利群毛巾厂等所需的经费，大多是由他节衣缩食拿出来的。因为那时的社员都是学生，只有他有收入。他主张废除私产，首先就从自己实行了。”他的一个学生也回忆说：“我自与他日渐接近以后，就联想到墨子。墨子被他的门徒尊为圣人，我深觉恽先生就是我们眼前的墨子。”    在生活上，恽代英克己自律，作风朴素。其堂弟恽耀苍回忆道：“他吃饭从不挑菜，未穿过华丽的衣服，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他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以敦品励学、自助助人、诚实不欺为宗旨的互助社，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自我约束。”他的学生说“他生活俭朴，常穿那一套旧制服”。易礼容也回忆了两件生活方面的小事，感叹恽代英的节约俭朴：“一、在利群书社时，我见代英每顿吃饭，总是用一只粗碗，加一点素菜，蹲在僻处吃完了事，从无例外吃一点好的。代英是中华大学高材生，是校长陈时器重的人，毕业后任中华附中主任，教薪不低。他还投稿、译书（当时我曾看到他译的《阶级争斗》一书），有稿费收入。听说他为开办利群书社即曾付出数百元。但自俸极薄。二、一九二○年我回湖南后，他和我通信，总是用明信片密密麻麻写一整面，不肯多费信纸信封，此事也从无例外。”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灰布大衫就是恽代英的商标。茅盾对此由衷敬佩：“代英刻苦宽厚，无丝毫嗜好，未尝见其疾言厉色，友朋呼之为‘圣人’。终年御一灰布长袍，不戴帽。”这件朴素的衣服已经成为恽代英整个人格的一部分。柳亚子在《哭恽代英五首》第一首中有言：“苦行嗟谁及，雄文自此休。”“苦行”二字可以说是恽代英的准确写照。而萧楚女对恽代英的评价最为中肯：“像代英这样的人，我在古往今来的圣贤中没有听说过，古人云：‘墨子（翟）之徒，世谓热腹。’只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倒有点像，代英就是现代的墨子。”    1931年，恽代英在南京英勇就义，年仅36岁。 ▍陈独秀：吾愿青年为墨子    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并非仅仅推崇墨子一家，但墨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他认为：“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并且大胆假设：“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    陈独秀为探索人生真义，曾探讨过数种人生类型，他将墨子归入哲学家类：“第二是哲学家……象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他从一般人的生存角度出发，觉得墨家利他主义“未免太偏了”。     但是，面对国家式微、列强欺凌，陈独秀  意识到救亡图存最需要墨子那种苦行救世的伟大精神，因此在相当于《新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号召广大青年要学习墨子的榜样：“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父）、（许）由。”    虽然陈独秀常将孔、墨并列，但他对于孔、墨之别辨若黑白。比如吴稚晖认为孝就是博爱，陈独秀明白指出：“儒教之言孝，与墨教之言爱，有亲疏等差之不同，此儒、墨之鸿沟，孟氏所以斥墨为无父也。吴先生之言，必为墨家所欢迎，而为孔孟所不许。父母死三年，尚无改其道，何论生存时家庭服从之组织？儒教莫要于礼，礼莫重于祭，祭则推本于孝。”    陈独秀赞同墨家薄葬的主张，并且认为儒家虚伪：“西洋丧葬之仪甚简，略类中国墨子之道。儒家主张厚葬。丧礼之繁，尤害时废业，不可为训。例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之礼，试问今之尊孔诸公居丧时，除以‘苫块昏迷’妄语欺人外，曾有一实行者乎？”他还批评儒家说空话：“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把世界治好了。”而多数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家是最讲实干的。     陈独秀虽然崇尚西方文明，但也主张互助。他说：“鄙意以为人生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又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奈均为孔孟所不容何？”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讲互助的是墨家。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后，陈独秀从强调竞争转而强调互助，提倡“爱世主义与互助主义”。“这种泛爱互助的思想，使陈氏的目光转向对民众疾苦的关注，陈氏的社会主义倾向逐渐明显，这是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    1921年5月，建党前夕，陈独秀主张中国需要“干涉主义”：“我敢大胆宣言：非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底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因此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拢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遍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施行这严格的干涉主义之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及放任主义。”陈独秀将他所理解的马列主义中央集权等同于他所讲的“干涉主义”，他所主张的“开明专制”固然是指当时苏俄实行的“劳农专政”，但是内中“干涉主义”一词似更值得注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主张放任，墨家和法家主张干涉。因此陈独秀所主张的“干涉主义”正是墨家和法家思想的体现。以上足见墨家思想对其影响之深。    中共党内还有不少早期领导人也是推崇墨家思想的。比如邓中夏也带有明显的墨家学风，在学风与思想、学术渊源上，与蔡和森最相近。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曾经专门讲授墨子的经济思想，赞同墨子节用、反对奢侈的经济主张。     张闻天对墨子极为推崇。1938年7月，他在给抗大第三期毕业同学所做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在群众中，要能‘以身作则’，要善于体贴群众，顾虑群众的利益，顾虑群众的困难。所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同“犹”，下同）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才能使群众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忠心。中国古代劳苦大众伟大的代表者——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而不断学习的。”（来源：《党史博览》2018年第1期）来源：高健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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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严明、舍生取义，这个学派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人人平等”的理念。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在诸多思想流派中，墨家以其独特的思想主张和组织形式独树一帜。他们身穿简朴的粗麻衣，住在低矮的土屋中，吃着粗茶淡饭，却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与军事防御技术。墨家弟子奉行“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信条，在乱世中坚守着“兼爱”、“非攻”的理想。墨家学派由墨子创立，与儒家并称当世两大“显学”。他们主张“兼爱、非攻、尚贤、节用”，反对铺张浪费和贵族特权，代表平民小生产者的利益。今天，让我们通过三个震撼人心的历史故事，重新认识这个神秘而崇高的学派。一、止楚攻宋：非攻大义的千古绝唱公元前五世纪，楚王决定攻打弱小的宋国。他请来了当时最著名的工匠公输班（鲁班）制造攻城器械——云梯。这种新发明的攻城工具“结构简单、轻巧，便于运输，比耧车还要高，利于攻城”。墨子听闻消息后，立即从鲁国出发，徒步跋涉十日十夜赶到楚国都城。他首先找到鲁班，巧妙地设下语言陷阱：“我在北方时，有人欺辱我，我想用一千金请你杀了他。”鲁班愤然拒绝：“我绝不会做这种不义之事！”墨子随即点明要害：“你连一个人都不愿杀，却要帮助楚王杀死一国之人，这难道就是仁义吗？”鲁班哑口无言，只得引荐墨子见楚王。面对楚王，墨子用生动的比喻发问：“有一个人，自己日子滋润，却去偷邻居的破车；自己有华丽锦缎，却偷邻居的破短袄；自己有米肉，却偷邻居的糟糠团子，这是什么人？”楚王回答：“这人一定有偷盗病！”墨子顺势直言：“楚国富庶五千里，宋国不足五百里；楚国国富民丰，宋国连年受灾。大王攻宋，与这病人有何区别？”楚王虽无言以对，却仍以“云梯已造好，粮草已齐备”为由，执意出兵。墨子早已料到如此局面。他解下腰带围成城墙，用小木片模拟守城器械，与鲁班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攻防推演**。鲁班九次变换攻城战术，墨子九次成功防御。当鲁班攻械用尽，墨子守城之法仍有富余。鲁班最后威胁：“我还有办法对付你，只是现在不说。”墨子笑道：“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我来之前已派三百弟子带着守城器械在宋国等候，杀我也无济于事。”楚王终于放弃攻宋计划。这场外交胜利展现了墨家非攻思想与实践能力的完美结合。二、大义灭亲：墨者之法的铁血实践墨家组织有着严密的纪律体系，称为“墨者之法”。这一法规对墨家弟子具有绝对约束力，即使是巨子（墨家领袖）也必须遵守。《吕氏春秋·去私》记载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墨家巨子腹䵍居住在秦国时，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考虑到腹䵍年事已高且只有这一个儿子，特地下令赦免其子死罪。然而腹䵍却拒绝了秦王的恩典：“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天下大义，也是墨者之法的核心。大王虽开恩，但我必须执行墨家法规。”腹䵍最终亲手处决了自己的儿子。这一事件彰显了墨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严明程度甚至超越了当时的国家法律。墨家学团通过这种严格的纪律约束，确保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墨家对外派弟子也有严格监管。当弟子胜绰违背墨家原则，协助齐国将军项子牛三次侵略鲁国时，墨子立即派人要求项子牛辞退胜绰，维护了墨家的正义形象。三、殉义阳城：墨家精神的终极诠释墨家组织最震撼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楚国阳城。《吕氏春秋》记载，墨家巨子孟胜受托为楚国贵族阳城君守卫封地。后来阳城君参与反对新楚王的叛乱失败逃亡，楚王决定收回封地。面对大军压境，孟胜却决心死守阳城。弟子徐弱劝阻道：“守不住而死，只会让墨家力量白白牺牲。”孟胜答道：“我与阳城君，非师则友，非友则臣。若不守诺而死，今后人们不会再向墨家求严师、求贤友、求良臣。”孟胜派出两名弟子将巨子之位传给远方的田襄子后，带领一百八十余名墨家弟子集体殉城。当那两名弟子完成任务返回阳城时，发现城池已破，他们毫不犹豫地折返赴死。这一悲壮事件展现了墨家重信守诺的侠义精神。孟胜的选择并非出于愚忠，而是为了维护墨家的社会信誉和精神价值。墨家没落与永恒遗产墨家学派在战国后期逐渐衰落。他们的主张“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不被统治阶级接纳”。有学者认为，墨家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分化为两个方向：一部分成为秉持侠义精神的侠客；另一部分专研机关术和兵器制造，成为工匠。墨家的精神遗产在中国文化中生生不息侠客精神的源头：墨家弟子“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精神气质，直接影响了中国侠义文化的形成。从战国时期的荆轲刺秦，到汉代的游侠郭解，再到唐代的“为国为民”的大侠郭子仪，直至近代霍元甲的“爱国、修身、正义、助人”，都能看到墨家精神的延续。科技与逻辑学的先驱：《墨经》记载了200多条科技定理，包含几何学、力学、光学等领域的开创性研究，特别是光学上对阴影、反射、光直线传播的论述，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完整光学体系”。墨家还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逻辑学体系——墨辩逻辑。平等法治的早期倡导者：墨家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提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平等劳动观。他们的“墨者之法”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20世纪初，墨学迎来复兴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就出版过350余种墨学著作，发表墨学论文1800余篇。梁启超称之为“人人争言墨”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兼爱”理想在公益组织中延续，“非攻”理念融入和平外交政策，“节用”思想在环保行动中实践。墨家精神历经千年沉浮，已悄然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当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倡导和平共处，在科技创新中追求突破，在法治建设中坚守公正，那个消失已久的学派，正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归来。来源|河图洛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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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经济思想探析       王玉堂   摘要：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创立的墨学，是诸子百家中唯一的平民学派，在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强本节用。通过“强本”改善供给侧，增加社会财富的有效供给；通过“节用”优化需求侧，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从而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最终实现其“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兼爱主张和“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政治理想。正文：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创立了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墨家学派，率先举起了与儒家公开论战的旗帜，打响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枪，与众多圣贤一起，展开思想的砥砺和交锋，共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墨子在世时即被学派内外尊为“圣人”。《墨子·公孟》：“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余知古在其《渚宫旧事》中亦有“墨子，北方贤圣人”的记载。从出身卑微的“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贱人”(《墨子·贵义》)到学显天下、声震诸侯的墨家巨子、“北方贤圣人”，墨子一生事平民之业，谋平民之利，从不改平民本色。1992年6月7日，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与中国墨子学会负责人谈话时，称墨子“是一位伟大的平民圣人”，毛泽东同志则盛赞墨子“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一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是先秦诸子中唯一的平民学派，也是唯一以自家名号命名的学派，体现了墨家超强的理论自信。墨学在当时与儒学并称“显学”，并有《墨子》一书传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一书原有71篇。到清代编辑《四库全书》时仅存53篇，大致可以分为“墨论”“墨经”“墨守”等三部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伦理、逻辑、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堪称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通览《墨子》全书，不难发现，“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强本节用”则是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而且“强本节用”是实现其“兼爱”主张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墨家“强本节用”是人给家足之道。“强本节用”说白了就是开源节流。通过“强本”改善供给，增加社会财富的有效供给；通过“节用”优化需求，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从而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最终实现其“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兼爱主张和“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政治理想。墨子主张“强本节用”，一方面源于他平民出身的背景，另一方面则源于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使命担当。二“强本”是墨家的生产观，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体现了墨家生财、聚财的思想。墨子重视劳动，认为劳动不仅是人类最终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决定因素，而且还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人类正是依赖于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才得以生存下来：“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墨子“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著名论断，既蕴含着对劳动的哲学思考，又蕴含着对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价值的经济学思考。在墨子看来，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的生活，人人都必须努力劳动。这与儒家一向鄙视劳动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墨子尤其重视粮食生产。他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食者，国之宝也”；“食者，圣人之所宝也”。(《墨子·七患》)显然，墨子把粮食生产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主张。(一)合理开垦利用土地。墨子认为，“燒埆者其地不育”(《墨子·亲士》)，“田不辟，少食”(《墨子·号令》)。所以，他强调：“安国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墨子·号令》)也就是说，安邦定国，必须从合理开垦利用土地开始，土地得到合理利用就能成功，土地得不到合理利用就会劳而无功。墨子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堪称独到，而且至今亦不失为真理。(二)不违农时。墨子认为：“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墨子·非儒下》)搞好农业生产，必须不违农时。墨子还进一步指出：“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在墨子看来，按时令从事生产，先把农业基础搞好再考虑量财使用，这样，财用自然就充足了，就可以达到“强本”的目的。(三)加大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让“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妊，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缪”(《墨子·非乐上》)，等等。(四)合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墨子》中“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墨子·耕柱》)等，体现的都是墨家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通过合理的社会分工，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五)增加劳动者数量。墨子曾对“鲁之南鄙人”吴虑说过：“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墨子·鲁问》)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战国时代，增加社会财富主要依靠增加劳动者数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自然力。”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使“人民之众”(增加人口数量)的政策主张。一是早婚早育。墨子假借“圣王之法”，提出男子二十当娶、女子十五当嫁：“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节用上》)这样，可以加快人口自然增长。二是节制蓄私。墨子不反对蓄私、养妾，但必须以“宫无拘女、外无寡夫”和“不伤行、民无怨”为前提：“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墨子·辞过》)三是非攻。墨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大洗牌的时代，诸侯纷争，战争频繁，天下大乱。这个时期，各国之间的战争没有道义可言(孟子“春秋无义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规则可循，都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去侵占别国领土；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胜者王、败者寇”。战争的结果，使大量人员或死伤于战场征杀，或死亡于饥寒冻馁：“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节用上》)；“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不仅如此，战争还使夫妻分离，减少了生育机会：“且大人唯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墨子·节用上》)因此，墨子称战争是“寡人之道”(《墨子·节用上》)，一生都在为推行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而努力。(六)提高劳动者素质。墨子认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墨子·鲁问》)也就是说，虽不耕种而能吃上饭度过饥饿，虽不纺织而能穿上衣抵御寒冷，(这样的人)其功德胜过通过耕种吃上饭、通过纺织穿上衣的人。在墨子看来，“有力相劳”“有财相分”不如“有道相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他主张通过“教人耕”“教人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素质。(七)合理分配，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墨子主张建立一种平等、公正的分配方式，即在社会成员中“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墨子·尚贤上》)，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墨子·天志下》)，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其实就是一种朴素的按照劳分配思想，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最早表述。三“节用”是墨家的消费观，体现了墨家惜财、用财的思想。墨子主张通过节制消费，减少浪费，把有限的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用于每个社会成员，从而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节用”，不是有物不消费，而是“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去无用之费”，也就是反对奢侈浪费；“节用”看似简单、平常，实际上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节用是墨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墨子兼爱、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十大救世主张中，“节葬”“非乐”甚至“非攻”都属于节用的范畴。司马迁在《史记》没有为墨子立传，但在《孟子荀卿列传》末仅有的24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中，就有“为节用”三个字，足见其地位和分量。“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墨子认为一个国家，从统治者到老百姓，整个社会风气祟尚节约俭用就会民富国强，走向兴旺发达；若一味追求淫逸享受，就国弱民困，必然会走向衰亡。墨家节用的主张体现在衣、食、住、行、性、乐、葬等诸多方面。在衣着方面，墨家认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墨子·辞过》)，只要能够“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就可以了，不应该过分追求华丽而无益于御寒避暑的东西。墨子还对当时贪得无厌、横征暴敛的王公贵族“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鉤，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的奢侈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提醒“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在饮食方面，墨子主张“增气充虚，强体适腹”(《墨子·辞过》)，“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昧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墨子·节用中》)。在墨子看来，对饮食的追求，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四肢，使人耳聪目明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追求“五味之调”“芬香之和”和“珍怪异物”。不然的话，必然消耗大量财富，使“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辞过》)，造成社会动乱。在居室方面，墨子主张“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墨子·辞过》)，反对建设豪华宫室。如果聚敛钱财修建宫室台榭，雕龙刻凤，就会使大量财富消耗在这上面而无力应对饥荒、救济孤寡，结果是“国贫而民难治”(《墨子·辞过》)。在出行方面，墨子主张“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反对“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墨子·辞过》)。也就是说，交通工具应该以实用、安全、便利为目的，而不应该追求其外观的奢华。在夫妻生活方面，墨子也主张“节用”：“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墨子·辞过》)意思是夫妻生活有节制，天地间才能和顺；天地间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衣服穿得可身，身体才会舒服。纵欲伤身，在今天看来这是常识。但对2000多年前的墨子来说，能认识到这一点，实属难得；这与墨子在用人上倡导的“不嬖颜色”的主张是一致的。在音乐方面，墨子从兴利除害的救世目的出发，认为“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乐非所以治天下也”，提出了“非乐”的思想主张。在墨子看来，音乐活动荒废生产，耗费钱财，而且还能使人耽于荒淫，“不可不禁而止也”(《墨子·非乐上》)。必须清楚，墨子“非乐”并非反对音乐本身，而是反对贵族统治者过度的淫乐享受而不顾人民死活、国家安危的行为，在当时可谓切中时弊，具有进步意义。有学者认为墨子“非乐”是因为他不懂音乐。郭沫若就曾指责墨子“简直是不知精神文化为何物的”，这完全是主观臆断。从他在《墨子·三辩》中讲述音乐历史、“锦衣吹笙”(《吕氏春秋·贵周》)去见荆王可以看出，墨子不但懂音乐，而且还有很深的造诣；有人甚至推测他很可能是一位音乐家或音乐史专家。但也有人认为墨子“锦衣吹笙”去见荆王与其“节用”“非乐”的主张相矛盾，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墨子的智慧和谋略。墨子了解荆王讲究衣着，又喜好音乐，才“锦衣吹笙”以投其所好，旨在取得荆王认可，以便更好地推行其“节用”“非乐”等主张。在丧葬方面，墨子主张节葬、短丧，反对厚葬久丧。他说：“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窟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墨子·节用中》)而按照儒家的礼节，“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期(一年)；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墨子·节葬下》)。这样，人生几十年，服丧的日子占了大半。不仅如此，厚葬把有用的财富埋在地下，结果必然使人民贫困；久丧，使男女隔离，必然使人口减少；服丧期间，“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墨子·节葬下》)，毁坏了身体不说，还使得统治者不问政事，老百姓不能从事生产，结果必然陷入“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墨子·节葬下》)的境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厚葬久丧不是葬送死人，而是埋葬活人的财富，非但“无补于死者”，而且“深害生事”，是对社会财富和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墨子的经济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诉求。面对物质财富短缺的社会现实，墨子“强本节用”的经济主张，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遏制社会两极分化、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进步意义。但其中一些观点现在看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学习、研究墨子经济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性地继承和借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古为今用，让古老墨学焕发出新的生机。（原载于《职大学报》2017年第6期）作者单位：  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建设、领导科学、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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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成功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标志着人类第一次在太空中进行量子通信实验。这项举世瞩目的突破，不仅将“量子通信”从实验室推向现实应用，还拉开了构建全球量子网络的序幕。 01为什么叫“墨子号”？   这颗卫星的名字，来自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墨子。他是历史上最早研究光学成像的人之一，也主张“兼爱非攻”，象征着以和平理念服务社会。 02它究竟是做什么的？   简单来说，墨子号的任务是把量子通信技术带上太空。它主要负责验证“量子密钥分发”（QKD）技术的可行性，这项技术利用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实现通信加密。不同于传统加密方式，量子通信依靠光子的量子态传输信息，一旦被窃听，量子态就会发生变化，通信双方能够立刻察觉，从而保证信息不被泄露。 03它都实现了什么突破？   墨子号完成了几项具有开创性的实验成果： 1. 远距离量子纠缠分发：墨子号首次实现了在地面两个相距超过1200公里的站点间（丽江和德令哈）进行量子纠缠分发，证明了纠缠光子对在空间远距离传输中的稳定性[1]。 2. 跨洲量子密钥通信：2017年，墨子号连接中国与奥地利之间的量子通信链路（中国（兴隆/南山）与奥地利维也纳），完成了人类首次洲际量子密钥分发实验，标志着“全球量子通信”的第一步已迈出[2,3,4]。 3. 为量子互联网铺路：墨子号是全球第一个太空量子通信平台，它所验证的技术路线为后续建设全球化的“量子互联网”提供了坚实基础，推动了全球信息安全格局的重构。 04为什么这很重要？   传统通信系统的加密依赖于数学难题（如大数分解等）在经典计算机上的计算复杂性。然而，随着量子计算的发展，未来某些量子算法（如Shor算法）可能在极短时间内破解现有的公钥加密体系。相比之下，量子通信采用的是基于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安全机制，例如量子密钥分发（QuantumKeyDistribution,QKD），其安全性依赖于量子不可克隆定理和测不准原理。这意味着任何窃听尝试都会不可避免地干扰量子态，从而被通信双方察觉。因此，在自然规律成立的前提下，量子通信具备信息理论上的无条件安全性。 墨子号的成功，让中国在这条未来通信的赛道上领先全球，不仅具备了技术上的“话语权”，也为全球范围的信息安全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05展望未来   墨子号的升空是一个起点。未来，通过多颗卫星组成星座，再结合地面量子通信干线，将有望构建出全球量子通信网络。这将对众多的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它不仅是中国科技的里程碑，更是全球信息社会安全演进的一次关键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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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主 墨西西

愿为墨子百战死，只要人间爱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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