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经济思想探析

             王玉堂

 

 

 

摘要：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创立的墨学，是诸子百家中唯一的平民学派，在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强本节用。通过“强本”改善供给侧，增加社会财富的有效供给；通过“节用”优化需求侧，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从而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最终实现其“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兼爱主张和“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政治理想。

正文：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创立了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墨家学派，率先举起了与儒家公开论战的旗帜，打响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枪，与众多圣贤一起，展开思想的砥砺和交锋，共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墨子在世时即被学派内外尊为“圣人”。《墨子·公孟》：“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余知古在其《渚宫旧事》中亦有“墨子，北方贤圣人”的记载。从出身卑微的“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贱人”(《墨子·贵义》)到学显天下、声震诸侯的墨家巨子、“北方贤圣人”，墨子一生事平民之业，谋平民之利，从不改平民本色。1992年6月7日，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与中国墨子学会负责人谈话时，称墨子“是一位伟大的平民圣人”，毛泽东同志则盛赞墨子“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一

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是先秦诸子中唯一的平民学派，也是唯一以自家名号命名的学派，体现了墨家超强的理论自信。墨学在当时与儒学并称“显学”，并有《墨子》一书传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一书原有71篇。到清代编辑《四库全书》时仅存53篇，大致可以分为“墨论”“墨经”“墨守”等三部分，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伦理、逻辑、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堪称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通览《墨子》全书，不难发现，“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强本节用”则是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而且“强本节用”是实现其“兼爱”主张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墨家“强本节用”是人给家足之道。“强本节用”说白了就是开源节流。通过“强本”改善供给，增加社会财富的有效供给；通过“节用”优化需求，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从而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最终实现其“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兼爱主张和“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的政治理想。

墨子主张“强本节用”，一方面源于他平民出身的背景，另一方面则源于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使命担当。

二

“强本”是墨家的生产观，主张通过发展生产，增加有效供给，体现了墨家生财、聚财的思想。

墨子重视劳动，认为劳动不仅是人类最终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决定因素，而且还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人类正是依赖于自己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才得以生存下来：“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墨子“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著名论断，既蕴含着对劳动的哲学思考，又蕴含着对劳动创造财富、劳动价值的经济学思考。在墨子看来，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的生活，人人都必须努力劳动。这与儒家一向鄙视劳动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墨子尤其重视粮食生产。他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食者，国之宝也”；“食者，圣人之所宝也”。(《墨子·七患》)显然，墨子把粮食生产提高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为了增加粮食生产，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主张。

(一)合理开垦利用土地。墨子认为，“燒埆者其地不育”(《墨子·亲士》)，“田不辟，少食”(《墨子·号令》)。所以，他强调：“安国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则功成，地不得其任则劳而无功。”(《墨子·号令》)也就是说，安邦定国，必须从合理开垦利用土地开始，土地得到合理利用就能成功，土地得不到合理利用就会劳而无功。墨子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堪称独到，而且至今亦不失为真理。

(二)不违农时。墨子认为：“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墨子·非儒下》)搞好农业生产，必须不违农时。墨子还进一步指出：“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墨子·七患》)在墨子看来，按时令从事生产，先把农业基础搞好再考虑量财使用，这样，财用自然就充足了，就可以达到“强本”的目的。

(三)加大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让“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妊，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缪”(《墨子·非乐上》)，等等。

(四)合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墨子》中“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墨子·耕柱》)等，体现的都是墨家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通过合理的社会分工，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五)增加劳动者数量。墨子曾对“鲁之南鄙人”吴虑说过：“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墨子·鲁问》)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战国时代，增加社会财富主要依靠增加劳动者数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自然力。”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使“人民之众”(增加人口数量)的政策主张。一是早婚早育。墨子假借“圣王之法”，提出男子二十当娶、女子十五当嫁：“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节用上》)这样，可以加快人口自然增长。二是节制蓄私。墨子不反对蓄私、养妾，但必须以“宫无拘女、外无寡夫”和“不伤行、民无怨”为前提：“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墨子·辞过》)三是非攻。墨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大洗牌的时代，诸侯纷争，战争频繁，天下大乱。这个时期，各国之间的战争没有道义可言(孟子“春秋无义战”，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规则可循，都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去侵占别国领土；他们的逻辑很简单，“胜者王、败者寇”。战争的结果，使大量人员或死伤于战场征杀，或死亡于饥寒冻馁：“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节用上》)；“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不仅如此，战争还使夫妻分离，减少了生育机会：“且大人唯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墨子·节用上》)因此，墨子称战争是“寡人之道”(《墨子·节用上》)，一生都在为推行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而努力。

(六)提高劳动者素质。墨子认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墨子·鲁问》)也就是说，虽不耕种而能吃上饭度过饥饿，虽不纺织而能穿上衣抵御寒冷，(这样的人)其功德胜过通过耕种吃上饭、通过纺织穿上衣的人。在墨子看来，“有力相劳”“有财相分”不如“有道相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他主张通过“教人耕”“教人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素质。

(七)合理分配，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墨子主张建立一种平等、公正的分配方式，即在社会成员中“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墨子·尚贤上》)，反对“不与其劳，获其实”(《墨子·天志下》)，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其实就是一种朴素的按照劳分配思想，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最早表述。

三

“节用”是墨家的消费观，体现了墨家惜财、用财的思想。墨子主张通过节制消费，减少浪费，把有限的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用于每个社会成员，从而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节用”，不是有物不消费，而是“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去无用之费”，也就是反对奢侈浪费；“节用”看似简单、平常，实际上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

节用是墨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墨子兼爱、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十大救世主张中，“节葬”“非乐”甚至“非攻”都属于节用的范畴。司马迁在《史记》没有为墨子立传，但在《孟子荀卿列传》末仅有的24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中，就有“为节用”三个字，足见其地位和分量。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墨子认为一个国家，从统治者到老百姓，整个社会风气祟尚节约俭用就会民富国强，走向兴旺发达；若一味追求淫逸享受，就国弱民困，必然会走向衰亡。墨家节用的主张体现在衣、食、住、行、性、乐、葬等诸多方面。

在衣着方面，墨家认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墨子·辞过》)，只要能够“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就可以了，不应该过分追求华丽而无益于御寒避暑的东西。墨子还对当时贪得无厌、横征暴敛的王公贵族“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鉤，珠玉以为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的奢侈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提醒“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在饮食方面，墨子主张“增气充虚，强体适腹”(《墨子·辞过》)，“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昧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墨子·节用中》)。在墨子看来，对饮食的追求，只要能够充饥补气、强壮四肢，使人耳聪目明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追求“五味之调”“芬香之和”和“珍怪异物”。不然的话，必然消耗大量财富，使“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辞过》)，造成社会动乱。

在居室方面，墨子主张“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墨子·辞过》)，反对建设豪华宫室。如果聚敛钱财修建宫室台榭，雕龙刻凤，就会使大量财富消耗在这上面而无力应对饥荒、救济孤寡，结果是“国贫而民难治”(《墨子·辞过》)。

在出行方面，墨子主张“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反对“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墨子·辞过》)。也就是说，交通工具应该以实用、安全、便利为目的，而不应该追求其外观的奢华。

在夫妻生活方面，墨子也主张“节用”：“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墨子·辞过》)意思是夫妻生活有节制，天地间才能和顺；天地间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衣服穿得可身，身体才会舒服。纵欲伤身，在今天看来这是常识。但对2000多年前的墨子来说，能认识到这一点，实属难得；这与墨子在用人上倡导的“不嬖颜色”的主张是一致的。

在音乐方面，墨子从兴利除害的救世目的出发，认为“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乐非所以治天下也”，提出了“非乐”的思想主张。在墨子看来，音乐活动荒废生产，耗费钱财，而且还能使人耽于荒淫，“不可不禁而止也”(《墨子·非乐上》)。必须清楚，墨子“非乐”并非反对音乐本身，而是反对贵族统治者过度的淫乐享受而不顾人民死活、国家安危的行为，在当时可谓切中时弊，具有进步意义。有学者认为墨子“非乐”是因为他不懂音乐。郭沫若就曾指责墨子“简直是不知精神文化为何物的”，这完全是主观臆断。从他在《墨子·三辩》中讲述音乐历史、“锦衣吹笙”(《吕氏春秋·贵周》)去见荆王可以看出，墨子不但懂音乐，而且还有很深的造诣；有人甚至推测他很可能是一位音乐家或音乐史专家。但也有人认为墨子“锦衣吹笙”去见荆王与其“节用”“非乐”的主张相矛盾，其实这恰恰反映了墨子的智慧和谋略。墨子了解荆王讲究衣着，又喜好音乐，才“锦衣吹笙”以投其所好，旨在取得荆王认可，以便更好地推行其“节用”“非乐”等主张。

在丧葬方面，墨子主张节葬、短丧，反对厚葬久丧。他说：“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窟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墨子·节用中》)而按照儒家的礼节，“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期(一年)；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墨子·节葬下》)。这样，人生几十年，服丧的日子占了大半。不仅如此，厚葬把有用的财富埋在地下，结果必然使人民贫困；久丧，使男女隔离，必然使人口减少；服丧期间，“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墨子·节葬下》)，毁坏了身体不说，还使得统治者不问政事，老百姓不能从事生产，结果必然陷入“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墨子·节葬下》)的境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厚葬久丧不是葬送死人，而是埋葬活人的财富，非但“无补于死者”，而且“深害生事”，是对社会财富和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墨子的经济思想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诉求。面对物质财富短缺的社会现实，墨子“强本节用”的经济主张，对于促进经济发展、遏制社会两极分化、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进步意义。但其中一些观点现在看来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学习、研究墨子经济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判性地继承和借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古为今用，让古老墨学焕发出新的生机。

（原载于《职大学报》2017年第6期）

作者单位：

 

 

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建设、领导科学、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