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学说及其当代回响”学术研讨会）会议概览：奏响当代墨学复兴最强音2026年4月25日至26日，由厦门大学哲学系主办、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观念体系的当代重构研究”（23&ZD235）课题组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协办的“墨家学说及其当代回响”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隆重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正大学、台湾云林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兰州大学、中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厦门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波鸿鲁尔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等海内外二十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五十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墨家学说的思想内涵、政治哲学、伦理体系、宗教维度及其当代价值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学术交流。本次会议是在墨学研究日益受到海内外学界重视的背景下召开的。作为先秦诸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派，墨家学说在诸子之争中独树一帜。时至当代，在全球化与中西文明对话的宏观视野下，墨学的思想内涵、实践精神与天下关怀日益引发学界关注。本次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四十余篇，设置了九个主题会议，涵盖墨家政治哲学、兼爱伦理学、形上学与宗教观、跨文化比较、诸子思想互动、实践哲学与近代复兴等多个研究领域，系统展现了当代墨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前沿动向。（学者合影）一、墨家政治哲学：秩序重构与治理智慧会议集中探讨了墨家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解启扬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墨子的天下观念想象》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既往墨学研究中常被作为论述背景的“天下”概念，指出墨子实质上对“天下”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思想重构——通过剥离西周以来基于宗法血缘与文化尊卑的差序空间，将“天下”转化为涵盖全体人类的均质化政治伦理实体，以“天下之利害”作为衡量公共善的最高客观评估尺度。杨武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墨家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及其当代诠释》系统梳理了尚贤与尚同的内在逻辑，指出墨家主张平等尚贤，兼爱是尚贤的理论前提，而尚同本质上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法制思想。吴进安教授（台湾云林科技大学）从社会正义概念入手，阐明墨家如何通过“义利一元”的价值论来实现分配正义与交换正义。王觅泉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爱的中道——儒墨仁爱与兼爱之辨一解》则从伦理中道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墨仁爱与兼爱的辩证关系。此外，赵峰教授（华侨大学）的《墨学与中国政治思想的“平民”传统》从思想史角度揭示了墨学与中国政治思想中“平民”传统的深刻联系。刘儒龙博士（同济大学）的《试论墨子的社会蓝图——兼论墨学衰微的不可避免性》从社会蓝图的视角对墨学衰微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杨剑博士（华侨大学）的《墨家政治哲学与先秦中国的公共领域》探讨了墨家政治哲学中蕴含的公共领域思想。（圆桌论坛）二、“兼爱”再探：伦理内涵与哲学辩护“兼爱”作为墨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在本次会议中受到持续关注。高晓锋博士（中南大学）的《“兼相爱”“爱无差等”与“周爱”：墨家“兼爱”思想的生成历程》梳理了兼爱思想从最初的“兼相爱”到中期“爱无差等”再到后期“周爱”的动态演进。刘永春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的《每个人在道德上都同等重要——对墨家“兼爱”修正性辩护》澄清了“普遍关怀”与“一视同仁”的逻辑界限，提出兼爱的本质是确立“每个人在道德上同等重要”的信念，但并不排斥在具体行动中通过“交相利”原则接纳对亲属的偏倚性关照。高彦焯（厦门大学）的《墨家是否有理由支持偏倚性行动？》基于孟夷之辩与墨家哲学结构的分析，为理解兼爱的实践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研讨会还就“兼爱”概念在当代伦理学语境中的理论潜能展开了深入讨论。多位学者指出，兼爱思想对于回应当代全球伦理、环境伦理、分配正义等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会议现场）三、形上之维：天志、明鬼与非命的哲学张力墨家思想的宗教性与形上维度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高华平教授（暨南大学）的《略论墨子思想的宗教属性——墨子“非命”说再探讨》指出，墨家“非命”所反对的并非有意志的最高神，而是消解人类主体性的“盲目自然力”与宿命论，其根本目的是确立人类“强力从事”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责任感。彭颖研博士（清华大学）的《从“天志”到“天职”：墨家学说的外在超越与入世禁欲主义》借用韦伯理论，指出墨家建构了一种不依赖内心修养的“外在超越”——将“天志”视为独立于人心的客观道德权威。延凤云博士（南开大学）的《论“非命”的逻辑性证成——从名实论与三表法出发的双重辩护》则从逻辑学角度为墨家“非命”主张提供了双重辩护。此外，王继浩博士（华侨大学）的《“天下无小事”：论墨家信仰的内在逻辑与知识论困境》探讨了墨家信仰的内在逻辑及其面临的知识论挑战。沈振辉博士（山西大学）的《墨家“天志”说的三义》对“天志”概念进行了三重内涵的精细分析。这些研究表明，墨家思想的形上维度远比既往研究所揭示的更为丰富和复杂。（香港墨教协会主席黄蕉风博士发言）四、跨文明对话：墨学的世界哲学坐标比较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于梦衍教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墨子与朗西埃的政治平等思想比较探析》指出，墨子和朗西埃皆主张平等是天生本然而非恩赐，但墨子试图以“天志”建立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而朗西埃则追求打破虚假共识、鼓励异质发声的现代解放空间。杨建兵副教授（武汉大学）与罗媛媛的《墨子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思想四维比论》揭示了墨家基于平民立场的道德理想主义与亚氏立足城邦的理性现实主义在人性论、公正观上的深刻分野。褚丽娟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墨子何以成为社会主义者？》考察了1877年至1948年间墨家“兼爱互利”与反特权思想如何被征用为与社会主义对话的本土资源。谢恒（波鸿鲁尔大学）的《墨子与西塞罗何以未能战胜古代世界的非道德主义者》则剖析了墨家后果主义论证与西塞罗道义论在面对古代非道德主义挑战时的理论张力，为我们理解古代思想在面对“犬儒式”挑战时的共同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比较视角。这些跨文化比较研究不仅拓展了墨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的深度对话提供了思想资源。（当代墨学复兴运动代表人物黄蕉风博士现场报告）五、诸子争锋与思想合流诸子百家的互动与会通是本次会议的又一重要面向。薛柏成教授（吉林师范大学）的《论战国时期儒墨会通思想》指出孟子与荀子在激烈辟墨的同时，亦潜移默化地吸收了墨家重视贤能与惠民的思想成分。张靖杰副教授（上海大学）的《儒墨何以“相用”？——基于汉代儒学的审视》从汉代政治实践出发，论证了墨学对两汉政教秩序的深刻影响。王威威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从天志、鬼神到法——论法家对墨子赏罚观念的继承与改造》揭示了法家如何剥离墨家思想的宗教外衣，将其赏罚逻辑绝对化为客观法律工具。秦彦士教授（四川师范大学）与马宁婕的《墨道交涉略论》展现了道家与墨家在思想史上的复杂互动。余知夏博士（南开大学）的《秩序何来？——墨子“尚同”与老子“无为”的两种路径》深刻对比了墨子“尚同”的人为理性建构秩序与老子“无为”的内生自发秩序的根本对立。相关研究展现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相互激荡、彼此渗透的生动思想图景。（黄博士与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薛柏成教授）六、实践哲学、逻辑名学与近代回响墨学的实践品格与近代转型同样受到关注。田宝祥副教授（兰州大学）的《实践哲学与哲学实践：以墨学为视角》从实践哲学角度重新诠释了墨学的知行观。张滇波教授（厦门工学院）的《墨家“杀盗非杀人”的关系语言逻辑及其范式研究》试图突破形式逻辑的偏见，证明该命题在墨家“语义-语形-语用”综合范式下的合法性。张群伟博士（湖北大学）的《墨学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构建》揭示了晚清知识分子如何看重墨家“明鬼”“非命”的进取尚武精神，将其作为重铸国魂的思想武器。林晓媚助理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与陈南君的《新墨学经典体系的建构如何可能？——以宋明理学为参照》则提出了系统重构墨学现代道统与学统的前瞻性构想，为墨学的当代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黄博士与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田宝祥博士）七、特别聚焦：黄蕉风博士把“ 墨教”带回思想场域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执行处长、香港墨教协会主席、墨门书院副院长黄蕉风博士发表了题为《似“新”实“旧”：再论墨家的礼乐观——基于“节葬”“非乐”诸论的考察》的重要学术报告，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该报告是黄蕉风博士博士在墨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集中体现了其在“耶墨对话”“墨家宗教性”以及儒墨比较研究方面的深厚造诣与开创性贡献。（一）黄蕉风博士的研究以墨家在礼乐方面的代表性主张“节葬”“非乐”为核心，深入探究墨家礼乐观的内涵与演进。他敏锐地指出，后世论儒墨者“多循墨子非儒及孟荀辟墨之说，竞言其异而罕见其同”，遮蔽了儒墨两家在思想资源上的深刻亲缘性。在此基础上，黄蕉风博士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核心问题：墨家对儒家礼乐进行批判的根本动机，究竟在于恢复被儒家“改造”之前的古制，还是创设一种全然不同的新的礼乐传统？他的回答是：墨家对儒家之“反动”，其根本动机并非凭空创制一套新的传统，而在于回归被儒家所“改篡”之“古已有之”的礼乐本相。这一发现揭示了墨家礼乐观呈现出的“返本式革新”特质——名为“新”，实则为“旧”，“革新”同样可以通过“复古”来完成。这一论点既挑战了梁启超以来将墨子视为“极端革命者”的流行看法，也为理解儒墨关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二）黄蕉风博士首先从《淮南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记述出发，论证了墨家“学儒而反儒、近儒而脱儒”的思想发展路径。他指出，儒墨两家“所征引之文献不曾溢出《诗》《书》及各国《春秋》”，“皆以尧舜禹汤文武为理想人格”，共享同一套“先王之道”的论述框架，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更具慧眼的是，黄蕉风博士将墨家“非儒”的论辩策略精妙地归纳为三种模式：“补缺”（本应有者儒家无而墨家有，如“尊天”“事鬼”）、“祛魅”（本应无者儒家有而墨家无，如“非命”）、“纠偏”（虽应有然儒家所为过犹不及，如“非乐”“节葬”）。他指出，“非乐”“节葬”属于“纠偏”策略——墨家所反对的并非礼乐本身，而是儒家过度形式化的礼乐实践。这一分析精准地揭示了墨家批判儒家的深层逻辑，也为重新审视墨家礼乐观的合理性开辟了空间。（黄博士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禇丽娟博士、清华大学彭颖研博士）（三）在“节葬论”部分，黄蕉风博士深入分析了儒墨两家在丧葬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他引用唐君毅先生的论断指出，墨子之非“厚葬久丧”并非反对仁义之道，仅是其见此习俗不合客观普遍之仁义，故而非之。黄蕉风博士强调，墨家并非否定仁孝伦理，而是反对儒家式“以死夺生”的扭曲仁孝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黄蕉风博士对《节葬下》中“便其习而义其俗”一句进行了独到的训诂解读。他敏锐地指出，“其习其俗”之“其”并非指民众自发形成的礼俗，而是“上以为政，下以为俗”的权力产物——恶俗之形成，“责任在上不在下，在君不在民”。墨家的丧葬改革，故须“以新丧制摧破旧丧制”，使礼俗回归到简单实用的古老传统中去。这一解读既深化了对墨家节葬思想的理解，也展现了黄蕉风博士在文本训诂与思想阐释上的扎实功力。（四）在“非乐论”部分，黄蕉风博士澄清了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误解。他指出，近代以来诸多论者将墨家“非乐”误解为极端功利主义甚至“无乐”“禁乐”的禁欲主义，皆未深察墨家“非乐”思想源自“节用”的真实内涵。他引用《吕氏春秋》“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尸子》“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等史料，证明墨子本人不但懂乐而且擅乐，其“非乐”乃救世之论，非个人好恶。黄蕉风博士进一步从“文质之辩”与“文用之辩”两个维度阐释了墨家“非乐”的深层逻辑。通过《说苑·反质》中“随侯之珠vs一锺粟”的比喻，他揭示了墨子“先质而后文”的核心主张——“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通过《韩非子》中“买椟还珠”的典故，他阐明了墨家“不以文害用”的原则立场。最终，黄蕉风博士引用伍非百的论断指出，墨家“非乐”是“救急式的文化策略”，是在特定时代将实利置于审美之前的理性选择，而非对审美活动的全盘否定。黄蕉风博士报告最具理论原创性的部分，是他对儒墨“复古竞赛”的深入分析以及与西方宗教改革的比较研究。他论证指出，儒墨两家并非“复古vs革命”的对立关系，而是一场“如何复古”“所复者何”的解释权之争——“不仅在时间维度上争夺谁更古老，还在内容维度上争辩谁更真实”。墨家将自身理论的源头追溯至比儒家所尊崇的周道更为久远的夏禹时代，“单就‘复古’的彻底性而言，儒家还远不及墨家”。在此基础上，黄蕉风博士提出了一个极具跨文化比较视野的理论命题：墨家的礼乐革新具有“新教气质”。他以西方宗教改革为参照，指出基督新教虽名“新”教，其本意却是回归早期使徒教会的真正传统——“新教革命”的本质恰是“复古”而非“创新”。同理，墨家以“复古”为“革新”，亦无需进行额外的“创制”——“名曰‘新’者实则为‘旧’，‘革新’同样可以通过‘复古’来完成”。这一比较研究既拓展了墨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也为理解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变革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六）黄蕉风博士的报告在与会学者中引发了热烈反响。研讨会现场，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多位青年学者表示，自己正是受到黄蕉风博士十几年如一日推动墨学复兴运动的精神感召，而最终走上墨学研究道路。黄蕉风博士在“耶墨对话”“墨家宗教性”等方面的开创性成果，已成为当代墨学研究不可绕开的学术议题。其所在的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中华文化传播研究院，亦已将墨学研究打造成为人文学术的重要品牌。黄蕉风博士在墨学界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成果上，更体现在他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推动墨学复兴的社会实践之中。作为香港墨教协会主席和墨门书院副院长，他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团结海内外墨学研究者，为墨学在当代的复兴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本次研讨会上众多青年学者的参会及其研究成果的展示，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黄蕉风博士在培养墨学研究新生力量方面的突出贡献。结语：墨学复兴的当代回响厦门大学谢晓东教授在闭幕式上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本次研讨会系统呈现了当代墨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文献整理与思想阐释上更趋系统化与精细化；在跨文化、跨学科视域中展开了丰富的比较研究；在全球治理与文明对话的现实议题中积极探索了墨学精神的当代价值。与会学者围绕墨家政治哲学、兼爱伦理、形上维度、跨文化比较、诸子互动、近代转型等议题展开的深入研讨，不仅深化了对墨家学说的历史理解与现代诠释，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贡献了宝贵的学术智慧。墨学中绝千年，然其精神不灭。正如本次研讨会所展现的，从厦门大学思明校区传来的学术强音，既是当代墨学研究者对先秦墨子及其后学的致敬与回应，更是中国学人在全球化时代以墨学为思想资源，积极参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坚定宣言。墨学复兴的号角，正在新时代的学术沃土中奏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