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尚同”,就是“ 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下》),使全社会都服从于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和意志，做到“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上》)。在墨子看来，全社会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和意志，就会造成是非不分，引起社会动荡。他说：“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在这种情况下，“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尚同上》)因此，要改变这种“交相非”的局面，造成“兼相爱”的社会，就必须把民众的思想和意志统一起来、集中起来。这就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同上》);“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尚同下》)。由贤者做天子，天子在上面发号施令，把人们的思想和意志统一起来、集中起来。

墨家“尚同”思想特别强调了“上同而不下比”的原则，而且包括天子在内最终要“上同於天”:“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则蓄犹未去也。”同时对那些“不尚同其上者”要“以刑收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墨子· 尚同上》)可见墨家“尚同”社会的理想政治关系是一个由“天”、“天子”、“三公诸侯”、“将军大夫”、“士”、“庶人”这些不同等级组成的绝对的自上而下统治服从的系统，“无正长”是强调国家的重要作用。

墨子的“尚同”思想，也典型地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性格与要求。对于这种性格与要求，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有过相当深刻的说明。他指出：人数众多的小农“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678页)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19世纪法国的情况，而这种对于农民小生产者性格与要求的揭示，则对于中国也是适用的。由此来看墨子的思想，就可以理解墨子为什么要主张“尚同”。

 

 

来源：国学名著讲读系列《墨子讲读》

作者：薛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