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滕方：湖湘文化里的墨子精神

湖湘文化在传统上被视为儒家文化，是宋明理学即程朱理学的重要分支，但深入剖析其精神特质，会发现其与强调实践、节俭、尚贤、兼爱、勇于担当的墨子精神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

《孟子.尽心上》评价墨子："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意思是只要对天下有利，即使从头到脚磨破了，他也心甘情愿去做。墨子弟子是一个纪律严明、身体力行的实践主义者，反对空谈。湖湘文化最鲜明的标签就是经世致用，即学问必有益于国事，还有一条就是岳麓书院里那块实事求是精神。从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开始，湖南学子就极力反对空疏的心性之学，主张"言必证实，义必切理"。到了近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率领湘军，正是以惊人的实践能力和"扎硬寨，打死仗"的吃苦精神成就了打败太平天国而被誉为"中兴功臣"的事业。毛泽东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是将这种重视实践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这种不尚空谈、埋头苦干、勇于实践的特质，与墨家的"摩顶放踵"一脉相承。这是其一。

其二，墨家核心思想主张无差别的"兼爱"和反对不义战争的"非攻"，其最终目的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湖湘人士有着"心忧天下"的强烈使命感，左宗棠就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当国家民族遭遇危难时，湖湘子弟总是挺身而出，从"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壮语，到近代为救国救民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湖南人，如谭嗣同、黄兴、陈天华、蔡锷、蔡和森等，都体现了将国家、民族的大利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兼爱"精神。他们反抗外侮与墨子的"非攻"，追求天下的公平与正义与墨家的终极观高度一致。

其三，墨家主张"尚贤"，即不论出身，选贤用能；"尚同"，则是在"尚贤"基础上统一思想，形成强大的组织合力。曾国藩的湘军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打破了清廷绿营军的旧制，不拘一格选拨人才，即"尚贤"，并以深厚的理学精神和同乡、师生情谊为纽带，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即"尚同"。这种重视人才、善于构建强大组织体系的能力，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四，墨子弟子为了践行理想，不畏艰难，敢于牺牲，后世常将墨家与"侠"文化联系起来。湖南人素有"霸得蛮"的硬核性格，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从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慷慨就义，到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牺牲，这种为了理想信念不惜流血牺牲的刚烈与侠义，与墨子弟子"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气概惊人地相似。

从这四个相似之处，不难看出，湖湘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墨子精神"，特别是二者在精神底色上产生了强烈的共呜：二者都不是空谈家，而是行动派；都追求集体和大我利益；都具备强大的组织力和执行；都富有牺牲精神和侠义气概。

因此，尽管湖湘文化在学术谱系上多溯源至儒家，但其内在的"魂"与強调实践、苦行、兼爱、尚贤的墨家精神有着极深的渊源。正是这种"墨家底色"，使得湖湘文他在近代中国从"坐而论道"转向"起而行之"的巨大变革中，能够爆发出惊人的能量，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或许可以这么说，墨子精神之所以在湖湘文化中有如此多的契合，而湖湘文化又影响了近代中国，则墨子精神仍然具有时代意义。现在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何尝不是墨子的无差别的兼爱呢？

从墨子精神与湖湘文化的相互认证中，我们找到了一个理解湖湘文化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精妙切入点。湖湘文化仍然对这个时代具有积极作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墨子精神。

作于北京春和书斋

2025.9.26 晨

来源：西南云气来衡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