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公孟子前来找墨子进行友好学术交流，问对于君子来说，穿好衣服和做好事哪个才是首要的。墨子的回答非常干脆：穿衣和做事之间没有关系。无论是奢华老钱风的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潇洒游牧风的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典雅古着风的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还是叛逆少年风的越王勾践（“剪发文身”，这般狂野的造型实在太令人好奇了），都取得了“治其国，其国治”的成功。公孟子大受震撼，当即要去把身上华丽的儒服脱了，换身朴素的来见墨子。但墨子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清醒，他的观念是一以贯之的——就这吧孩子，你要是换衣服才能跟我学术交流，那还是太在意衣着了。既然无论衣着朴素华丽都可能做出好事坏事，你如今穿着漂亮衣服来见我，又何妨就此走上实干之路呢？
       要知道这场对答高明在哪里，需要先搞清楚这个问题起于何处。用最简单的句子传递最大的信息量，这就是神奇的汉语。公孟子的问法很有意思，“服然后行”“行然后服”，同时提问了动作顺序、事件相关性和价值权衡。当我们使用“先这样然后这样”一类句式的时候，暗含“你要实现那个需要先完成这个”之意，两件事情相互影响的关系和对意义价值的权衡促成了这样的进行次序。这样的问法很容易带着人跑，你会不禁开始思考，到底是先使自己“看起来像君子”，再用行动成为君子，还是先做君子之事，再以外表显示自己的内心追求。然而墨子竟然没有被绕进去，他用“行不在服”一句回答把问题的三种指向全部收束于“没有相关性”。这样一来，孰先孰后、各自如何自然失去了意义，穿透交错的语义，从根源上摧毁了将功勋归咎于衣着的思考误区。强行穿得“合乎周礼”才具备行“君子之事”的基本条件，不仅会加深人们以貌取人的偏见，还会陷进“穿得体面就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必须保持衣着光鲜”的自我欺骗的泥沼。追求华服而无人务实，于天下而言是一个顶坏的风气。儒家的理论也许是，体面的仪容反映了内心修为，因而衣着亮丽对于行君子之事来说有深刻的关联——张居正似乎就是这种说法的支持者。衣着的确是内心价值观的外化，却往往受制于现实物质条件。行为虽然也受到物质的影响，却有能力突破进而改变现有物质条件。最和行为相关的，也许仍然是包括思想认识在内的一套价值观。墨子把穿衣打扮这种外在的东西和为人做事这种检验真心的东西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摆脱了以道德之名施加的审美负担，保留了人们因地制宜的穿衣自由，一方面促使人们不被形式主义所困惑，专注那些对完善人格真正具有作用的根本因素。容貌仪态皆可粉饰，勇于接受事实和行动的检验，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秉持大道的标准。
       实际上，墨子觉得行事不由外表影响还有一个原因：他自己就是一个无论锦绣还是褴褛都始终如一的人。做人、治学、济世，他对“真”的追求与坚守从未有丝毫动摇。这样的人，正是古往今来大家都在找的那种君子。